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22/53页）

赫德向帝国政府呈递的这篇文章的结果是：帝国的总理衙门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年，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阿利克到任，他向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名为《新议略论》的照会。照会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文件，阿利克的观点因此而显得更为郑重严肃。他首先指出帝国的政治不良是国弱民穷的根本原因，指出中国只有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挽救危机。而中国人虽然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可中国人的“变”不是创新，却是“变回旧法”。阿利克按照帝国主义们强权策略的逻辑，毫不掩饰地向帝国政府描绘了一幅如不变革便会遭遇被各国瓜分的悲惨下场：各国有各国的在华利益，中国乱了，各国不能不干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由于措辞尖锐，阿利克的照会引起了帝国官员的警惕，警惕的结果是官员们形成了一个一致的观点：英国人如果不是“别具阴谋”，就是“惟利是图”。

美国人紧跟在英国人的后面。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到日本访问顺便路过中国，李鸿章热情接待，目的是想请他说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争端上做出某些让步。这个美国总统到达日本后是如何“为中国人说话”的没有记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倒是他从日本给李鸿章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对日本惊人的新气象大加渲染，且预言此时中日之差距将使“日本以一万劲旅”“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为此，美国总统力劝帝国总理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

格兰特函云：中日两国最大，诸事可得自主。两国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节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各国通商获利之处，中国亦不至落后。盖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则人民生理，国家财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国有益，本国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国亟求自强。（《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第40页。）

这封信流露着“帝国主义”们的坦率：中国强盛了，不但洋人不敢再侮辱，连过去签订的那些“吃亏”的条约都可以推翻“更改”。总之，国家强盛，说话办事腰杆硬朗，怎么办都有理。关于通商，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于己于人都有利益，何乐不为？何况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中国自己。

洋人们为什么要鼓吹和支持中国“变革”？

有个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在给帝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做出了说明。

李提摩太，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位洋人。1870年，25岁的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5年之久。在这45年中，他只回国了四次。他精通中文，熟读中国经典史籍，穿戴中国的长袍马褂，特别喜欢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由于他后来居然能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用纯正的中国官话来吟诵《论语》和《诗经》，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忽视了他是一个洋人，而把他当做了一个“同仁”看待。当1895年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康有为们聚集在北京酝酿“上书”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对在中国实施全面的“变革”鼓起了热切的愿望。他声明是“上帝要求中国进行改革”的。他向帝国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着实是吓了中国人一跳：一、中国授全权与某外国，于一定期限之内，处理外交事件；二、此外国将兴建各种改革之事；三、中国每一部门，如铁路、矿业、工业等，由该外国设一代表管理之；四、中国皇帝照往例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衔；五、期满之后，该外国人将一切权益交回中国。简而言之，中国人就不用操心了，一切交给洋人就可以了。至于是哪一国的洋人，尽管李提摩太克制着没说，但是没人怀疑他指的是英国人，或者干脆就是他自己。

甲午之后，当日本人逼迫帝国政府接受苛刻的和约条件，帝国政府正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提摩太突然给李鸿章打了个电报，声称他有一个可以让中国摆脱危机的“秘方”，而要想得到他的“秘方”，帝国政府必须付出酬劳，当然如果“秘方”不灵他则分文不取——如此的口气颇如中国偏僻乡村卖野药的流浪郎中。而奇怪的是，帝国有关部门的官员竟然答应了，条件是先看看“秘方”的内容，再说价钱。结果，这个英国人的“秘方”还是一个“条约”，叫做《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原来，他主张中国和英国先宣布“联盟”，说这样日本人就不敢对中国怎么样了。据说，帝国的官员看到这一“秘方”后“面色极为阴沉”，声明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临时保护国”。后来，就连英国驻华公使看到“秘方”也表示冷淡，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战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