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莫扎特演出和宣传：从德奥合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10/14页）

由宣传部主导的魅力攻势旨在赢得外宾，让纳粹的文化成就更为可信，提升德国在海外的声誉。效果是显著的，特别是在被占领的巴黎。罗贝尔·贝尔纳（Robert Bernard）代表参与音乐节的庞大的法国代表团，在音乐期刊《音乐信息》（L’information musicale）发表报道，对德国对每一个人的礼遇大加赞赏。

他提醒法国读者，“这个音乐节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重要性，将产生深远影响”；他让读者注意“维也纳人民向我们表达的发自内心的、恰到好处的好意”[430]；他写道，他们对我们的热烈欢迎“象征着令人安心的友谊，这友谊将是建立欧洲未来的秩序——不论是怎样的秩序——的基础”：

无论是戈培尔博士……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讲话……还是政治和社会精英代表的私下聊天，或是人民群众打造的整个氛围，我们都被德国人同舟共济地提升艺术和精神价值、保卫它们不受世俗艰辛之伤害的决心所感染。在当前的情境下，唯一公正的便是记录下他们通过在音乐节投入巨大能量和辛勤工作而造就的无与伦比的成功；在面对各种困难时，这样的成功形成了一种道德胜利。[431]

然而，莫扎特周得到最广泛报道的事情，却不是节目，也不是大量的外国访客，而是两位纳粹赞助人冯·席拉赫和戈培尔关于莫扎特的演说。11月28日，音乐周开幕式上，在装饰得花团锦簇、并在背墙上饰有特别设计的WAM标识（即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缩写）的大音乐厅（Grosser Konzarthaussaal）里，冯·席拉赫面对到场的大使、军官和党内要人发表了演说。演说的前后分别是由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唐·乔万尼〉序曲》和《“朱庇特”交响曲》。

席拉赫的演说全文见附录一。他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欢迎来到莫扎特周的这许多外国宾客，声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在创造力上存在共同的命运。这就让他能够攻击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停滞；这两个国家，他认为，是被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意图驱动的。此外，为了给在这个特定时刻举办如此盛大的莫扎特庆典这一行为正名，冯·席拉赫还试图在莫扎特音乐周和俄国前线正在进行的苦战之间找出切合实际的关联：

地球上最勇敢的军队正在天寒地冻的东方像灰色的英雄一样战斗着，而我们在由他们保卫着的家园里演奏着我们终生的作品——或者说是永恒生命的作品——也就是莫扎特的杰作。这两者并不冲突。演奏莫扎特同样分享前线的荣耀，而不只是在剧院和音乐厅举办的一档节庆活动。通过纪念莫扎特，我们弘扬我们的艺术的精华。在战争中，唤起他的精神便是和战斗着的士兵们在精神上同在。为德国亮剑的人也在为莫扎特亮剑！[432]

他的演说被好几家报纸登上头版。例如，11月29日的《人民观察家报》就以“我们号召年轻人为艺术参战”为大标题、在一整版上完整刊登席拉赫的讲话。一些地方报纸，如《新闻世界报》（Neuigkeits-Welt-Blatt），和演说相关的新闻标题字号比其他新闻都要大，包括德国陆军和空军在罗斯托夫突破苏军防线的新闻。

冯·席拉赫的演说在美国激起了格外鲜明的反对。在珍珠港事件前仅一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当红艺术家发表联署声明，谴责冯·席拉赫的演讲。据《基督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德国出生的女高音洛特·莱曼（Lotte Lehmann）发言说：“艺术和音乐永远无法在一个充满仇恨和迫害的国家得到发展。”出生法国的美国女高音莉莉·庞斯（Lily Pons）呼应莱曼的说法，宣称“莫扎特如果活到现在，会第一个站出来和这种鼓励残暴和不宽容的意识形态大声对抗”。[433]

我们从约瑟夫·戈培尔11月26日的日记得知，他在前一天下午起草了他的莫扎特演说，虽然从他的话能明显看出，东线的不利战况打击了他完成这个任务的热情：

这几天，一个人受到上千件其他事情重压时，真的宁可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真难以想象——写一篇莫扎特纪念演说。但也只能如此吧。于我而言，文化生活能促使我在沉重的战斗中坚持更久。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些战斗，最终也将成功。[434]

戈培尔12月3日赴维也纳，第二天下午在国家歌剧院的文化政治集会上发表了他的莫扎特演说，之后却更失落了。12月5日的日记里对“维也纳不真实的氛围”有更大的不满。他特别批评了维也纳市民给人对战争事不关己的印象，东线士兵可正在为他们做出巨大牺牲。这也显示他和席拉赫之间的摩擦日益加深——席拉赫正试着打造一个独立于柏林的文化系统。[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