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8/10页）

另一个流亡人士和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在同时研究莫扎特和共济会的关系，这就是保罗·奈特尔。奈特尔在纳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于1939年移民美国，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任学术职位。奈特尔原是捷克电台德国分部的前总监，此前在布拉格工作、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两本关于莫扎特的重要著作：《莫扎特和君主的艺术：〈魔笛〉的共济会根基》（Mozart und die königliche Kunst：Die freimaurerische Grundlage der Zauberföte，1932）和《莫扎特在波希米亚》（Mozart in Böhmen，1938）。显然，这两部著作所涉及的莫扎特研究领域（共济会和他对捷克人的倾情）对纳粹来说在意识形态上很敏感。

奈特尔移民后最初几年所写的关于莫扎特的文章里，这两个主题也占主导地位。一篇题为《莫扎特和捷克人》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文发表于1941年7月号的《音乐季刊》（Music Quarterly），开篇就描述了1937年的布拉格音乐节——这次音乐节庆祝了《唐·乔万尼》首演150周年。奈特尔提醒读者说，在莫扎特生前，只有布拉格——这座“呼吸着一定自由空气”的城市——的人民才“完整地”懂得“莫扎特晚期作品的伟大”。[363]这篇文章详细地分析了莫扎特的波希米亚同时代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年轻一代波希米亚作曲家的深刻影响，如托马谢克（Václav Jan K titel Tomášek）。奈特尔总结道，这是“一个经典范例，说明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就像其他民族互相之间——在文化互相依靠、互相影响。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理应牢记的范例”[364]。

奈特尔在一篇学术文章的结尾如此提到德国占领了他的家乡，这告诉我们，在流亡音乐学家里，他是最犀利地揭露纳粹文化宣传误导之处的学者之一。就像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奈特尔也通过不同的出版物来传达这个信息。[365]例如，他有两篇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特别有针对性地嘲讽了纳粹对莫扎特作品的诠释。在1940年2月25日的一篇关于《费加罗的婚礼》的文章里，他驳斥了他在一份德国报纸上读到的说法，即《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最德国的歌剧。他只用一段文字就揭露出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莫扎特是奥地利人，他的剧本作者是威尼斯犹太人，剧本的来源是“喜剧中最法国者”，而且“场景设置在西班牙”。奈特尔还提醒读者，这部歌剧是为来自意大利、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歌唱家写的。尽管它“当然是在维也纳首演的，它的世界性声誉是从捷克首都布拉格开始的，《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享受到热烈反馈”。而在维也纳，“它被误解、被压制。而这，就是德国的《费加罗》的故事了”[366]。

1941年12月21日，正当美国卷入战争之时，《纽约时报》发表了奈特尔关于莫扎特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里，他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纳粹对莫扎特音乐的挪用，并提出了这个问题：莫扎特的哪些作品还能严格地遵照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德语国家上演？他引用《魔笛》中的台词“在这些神圣的选区内没有复仇的思想”，以此为据，认为这部“本质上向共济会原则、向宽容和人性致敬的”歌剧显然不能算作“对纳粹有利可图的教条”。他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莫扎特的作品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存活：

莫扎特为教会写的所有作品都要删去。它们颂扬在高处的神，颂扬博爱的、弟兄情谊的神，颂扬表现人性最高形式的神——显然，没有哪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应该聆听这些话语和声音。刚处死一个无辜人质的盖世太保官员在听到《安魂曲》中“我那时将说什么呢？义人不能安心自保，我还向谁去求庇护？”一句时，一定会觉得怪异……莫扎特在死前数小时看到的最后审判、面对庄严末日的这种颤抖、“震怒之日”的天降重压里对人性和人类弱点的这种悲剧表达——这些和优等种族这一哲学概念真是形成了鲜明对比！[367]

安内特·科尔布的《莫扎特》（1937）

小说家安内特·科尔布（Annette Kolb）从一个和爱因斯坦、多伊奇和奈特尔有些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莫扎特。和他们的作品相比，她那在1937年由维也纳的贝尔曼—费舍出版社（Bermann-Fischer Verlag）出版的莫扎特传记并不标榜学术上的准确性。尽管如此，这是这段时间里德国以外出版的关于莫扎特的书中最受欢迎的一本，而且极受重视，几乎立刻被译成法文和英文。科尔布是德国“流亡文学”（Exilliteratur）的代表人物之一，和托马斯·曼等齐名。（托马斯·曼后来在《浮士德博士》中将她塑造成让内特·舍尔一角。）这一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让这本书在流亡人群中备受欢迎。科尔布没有犹太血统，她的双亲分别是巴伐利亚的园林园艺师和出生于巴黎的钢琴家。她的双民族血统让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坚定的和平主义姿态；在20世纪20年代，她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主要支持者。在纳粹力量与日俱增之时，她就大声表示反对。纳粹上台后，她就离开德国，前往巴黎；1941年法国沦陷后，她历尽艰难移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