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9/10页）

科尔布从1934年到1937年参加了音乐节。在她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份对萨尔茨堡音乐节之文化氛围的无价反思，还有一篇悲痛告别奥地利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集成一篇《萨尔茨堡音乐节和对奥地利的告别》（Festspieltage in Salzburg und Abschied von Österreich），1938年由位于阿姆斯特丹的阿尔伯特·德·朗格（Albert de Lange）公司出版。而这段时间里，她的主要精力投在了莫扎特传记上。她把莫扎特看得高于过去的任何文化人物；这本书就是她长期认同、着迷这位作曲家的结晶。她写此书的目的不是把莫扎特的作品置入某种音乐学的视角，而是重新强调她对这位作曲家的理想主义看法和他为确保其艺术之存活而做出的英雄般的牺牲。科尔布认为，这样的牺牲让莫扎特成了一个挑战既有秩序的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

莫扎特在这方面也是超越时代的——他预见到，自由即将孕育，这个崇高的概念像一阵怒吼的风，从法国开始席卷欧洲。确实，他被先天地看作超越了社群、党派、意识形态等幻象。他的智识从不显得鹤立鸡群，所以我们才不怎么提他有多睿智。然而，他却看穿了我们平凡生活的空洞和教条，正是这点让他没有机会实现自我。这个世界没有意识到他给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的遗产。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却只有当下的琐碎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放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珍贵的乐器就这样摔碎，没有一声抗议。[368]

虽然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作者想把莫扎特塑造成超越党派政见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文化形象，但毫无疑问，她的文字被理解成对纳粹的攻击。科尔布给1934年的自传体小说《秋千》（Die Schaukel）勇敢地加了一个尾注：“今天，在德国，有一小群基督徒是认识到他们有负于犹太人的。”（她也以此感谢犹太出版商对她的终生支持。）和这一举动一致的是，科尔布对洛伦佐·达·蓬特格外同情。当时，达·蓬特正被系统性地清除出当代德国学术。[369]在她看来，达·蓬特“因为对莫扎特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感谢。他对真正的伟大性非常敏锐，具有杰出的鉴赏力，本能地认识到莫扎特的天才”[370]。在莫扎特之德国性的问题上，科尔布又一次反对纳粹，认为他没有丝毫恶毒的民族主义；她的结论是，莫扎特心底里始终是个和平主义者。

莫扎特是完全不知自我分析为何物的，但尽管他未曾深入这个问题，他也是一个最卓越的超越时代的人，是永恒的先锋。为显示自己反对业已衰颓的意大利音乐的立场，他承认自己是德意志作曲家。他之后偶尔提到这事，都无意识地有所保留。到底什么是“德意志性”，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歌德在何等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知道他对民族事务有多么公正的态度；我们也知道莫扎特对军国主义是什么态度，而那时候都谈不上有“军国主义”这个概念。

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在“和平主义”一词存在之前就是了。我们已经说过，在法国大革命那些口号被创造出来，又被恐怖统治降格之前，他就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拥护者。[371]

在书的最后，科尔布思考了莫扎特的死亡和他创作音乐的悲惨环境。发人深省的是，她甚至想象了莫扎特在现代世界会有怎样的境遇，而她的结论并不让人宽慰：

莫扎特不仅是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一个音乐奇迹，还是有史以来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一件乐器。然而，他被赐予的却是一大群平庸而卑下的凡人；他对此心知肚明，凡间却抛弃了他，任他陷入赤贫，以贫瘠和艰辛捆缚着他……莫扎特的拯救来得太迟。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财务，如何管理自己的事情……他至善而不必夸耀，至真而无需强颜，又至为高洁，必须善待远亲近邻。

他的世界杀害了他。这个世界让他离开的方式象征着它严加于他的命运。那之后，世界有一点点变好吗？现在又能给他什么保障？他在今天会是什么样？恐怕会因为战争而成了瘸子吧。明天呢？事情确实在向着光明转化，但这个世界不会醒来。让我们在美、在善、在精神里寻找救赎。让我们在照耀着我们的这些太阳里避难。[372]

若说科尔布的莫扎特研究因为缺乏学术探索令专家不喜，那在其他圈子里却反响甚佳。[373]例如，信奉社会主义的政治家瓦尔特·法比安（Walter Fabian）称赞她的书“亲切，令人手不释卷而难以忘怀”，“给了我们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力量”[374]。类似地，作家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为该书的法译本写了短序，赞扬科尔布描写以下事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