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6/10页）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编订的莫扎特十首著名四重奏的乐谱版本就不需特别的辩护了。这套乐谱是和保罗·希尔施合作的，1945年由伦敦的诺维洛出版社出版。由于大英图书馆收藏了希尔施的档案，我们得以通过爱因斯坦和希尔施留存的通信来追踪这个合作项目漫长的进展过程。这些信在几个方面有所启示。除了详细探讨有关莫扎特音乐和谱面的许多问题以外，这些信也让人看到他们对流亡德国人所面临问题的个人见解；其中，爱因斯坦对一些前同事的言行越来越感到痛苦，他认为他们在处理和纳粹的关系时背叛了他，表现出道德弱点。

如前文所述，爱因斯坦和希尔施的关系始于他在1932年访问了后者的图书馆。两人对莫扎特都有着炽烈的爱。希尔施不仅为自己的图书馆收集了大量这位作曲家音乐的早期版本，作为业余小提琴手，他也积极地参演他的室内乐，以此为乐。两人合作编订弦乐四重奏可靠版本的想法可能产生于1933年爱因斯坦离开德国之后。1934年3月24日，希尔施从法兰克福给当时正在伦敦的爱因斯坦寄去了莫扎特几份手稿的照片，包括弦乐四重奏的草稿。他在信中说，编订十首四重奏，或至少六首题献给海顿的四重奏，是“非常美妙”的想法。希尔施自己的出版社此前有限地出过几次特别的乐谱版本，但他坚称接不了这个项目；与此同时，他第一时间联系了骑熊人出版社（Bärenreiter Verlag），告知这个想法。[348]1934年4月6日的信中，希尔施答应和他们共同的同行约翰内斯·沃尔夫（Johannes Wolf）教授讨论编订新版四重奏的提议，同时再次希望骑熊人会愿意出版。

希尔施可能到一年之后才有机会再次告知爱因斯坦项目进程。1935年3月17日，他告诉爱因斯坦，已经和骑熊人出版社的卡尔·弗泰勒（Karl Vötterle）联系过，讨论了给爱因斯坦500到1000帝国马克报酬的可能性，涵盖总谱、分谱和详细评注。然而，反犹主义风起云涌之时，让一个德国出版社和由两个知名犹太人发起并合作的项目签订出版合约，可能性越来越小。[349]此外，希尔施感觉到，如果他想保存自己珍贵的乐谱收藏，恐怕也得离开德国。

希尔施离开德国去英国的计划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形成的。他妻子仔细地给每一件藏品打了包，在她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把整个图书馆用几节火车运出了国，同时成功地欺骗纳粹当局，让他们相信这些收藏没有什么价值。到达剑桥后，他在1936年9月13日骄傲地致信爱因斯坦说，鉴于克歇尔目录的第三版还没出版，任何涉及希尔施收藏的参考书目都应该注明，他此前在法兰克福的音乐图书馆已经搬到了剑桥。

在到达剑桥之后，希尔施很快就开始联系英国出版商，希望他们能比骑熊人的反应积极些。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去找已经定居伦敦并在音乐出版界工作的德国难民，是符合逻辑的。他首先联系了阿道夫·阿贝尔博士。阿贝尔1936年离开德国，加入诺维洛出版社。他的反应十分积极，甚至在12月4日答复希尔施说，若能请爱因斯坦来编辑莫扎特四重奏，那真是“大喜过望”[350]。但这个计划拖延了好几年，最终损害了希尔施的健康。尽管爱因斯坦在1938年就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乐谱编订，但诺维洛、希尔施和爱因斯坦直到1943年才签订正式合同。期间，希尔施试图说服马克斯·辛里希森接手。但辛里希森并不可靠，一开始同意出版乐谱，食言之后又责怪战时纸张短缺。另一个可能的不利因素是，小提琴家安德烈·曼吉欧（André Mangeot）也在准备自己的莫扎特四重奏版本。他的版本和爱因斯坦/希尔施版一样，也是基于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手稿的，将由席尔默出版社纽约分社出版。

希尔施虽然为这些障碍深感焦虑，但并不打算放弃这个珍贵的念头。他坚决要出版自己的版本，在1942年把爱因斯坦撰写的项目介绍投给了《音乐评论》。[351]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它刺激诺维洛马上和希尔施签订了最终的合同。

1939年1月7日，希尔施致信理查德·卡佩尔，他坦陈“这十首四重奏几乎是我的至爱，有朝一日”能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一流权威”合作“出版它们是我多年的希望”。[352]当希尔施和爱因斯坦的合作成果历时11年、最终于1945年、正好在纳粹战败之时问世时，可以想象他们获得了怎样的满足感。

两位莫扎特专家：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和保罗·奈特尔

在这一时期，奥地利音乐学家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可以公正地声称自己在莫扎特研究的开拓性上仅次于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多伊奇在维也纳大学和格拉茨大学学习文学艺术史，在事业早期，1909年至1912年间，他是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院的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维也纳作为独立学者和批评家艰难维生，在1928年因开拓性的舒伯特研究而获得“教授”这一国家荣誉称号，并被富有的荷兰音乐图书馆学者和收藏家安东尼·范·霍博肯（Anthony van Hoboken）聘为其私人图书馆的管理员，从1926年干到1935年。[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