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第11/17页）

那么在三署郎、公府属外补地方官时，“比秩”起什么作用呢？“比秩”保证了如下一点：外补时若非超迁，就任者在不食全俸的“试守”期，其秩其俸恰低正官一等；满岁即真后变成正秩，又正好官升一级。举例说，比三百石郎中任三百石县长时，在“试守”期他仍用比三百石秩；满岁即真，正式升为三百石。比四百石侍郎任四百石县长时，在试守期他仍用比四百石秩；满岁即真，正式升为四百石。比二百石郎中、比六百石中郎与之同理。换言之，“比秩”被用作郎官补吏试守期的“守秩”。

行政吏职都在正秩，所以在补吏时，守秩与正秩的上述关系，存在于郎官与各种行政职务之间。又如，郎官还经常被选任为尚书郎、谒者。“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84)可以推知：三署郎最初所任，是比三百石的“守尚书郎”；满岁“即真”，升为三百石的尚书郎中；满三岁，升为四百石的尚书侍郎。那么“比三百石”，就是郎中初任尚书郎时的“守秩”。谒者分两种：“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比三百石。……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85)《汉官仪》说得更清楚：“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86)谒者从郎中里选拔。“灌谒者”实际就是试守期的谒者，其时“以郎中秩”，即比三百石。那么，灌谒者也以郎中的比三百石为守秩。

郎官有孝廉郎，来自孝廉察举，待遇最高。三署中还有一批“诏除郎”，大多是二千石子弟靠“任子”制度特诏除拜的，也有其父为国家死难，而被特诏除拜的。“诏除郎”低于孝廉郎，在其外补丞尉时，即令试守期满而成为正官，也必须在“比秩”上呆下去，不能升为正秩，是所谓“比秩为真”。羽林郎补吏也是如此，即令即真也只能“比秩为真”(87)。孝廉郎来自士人，而诏除郎靠父祖特权，羽林郎是武人；三郎待遇不一，盖因朝廷优待士人。在这时候，“比”标明了诏除郎、羽林郎的“另类”。

掾属也用“比秩”，其补吏时的守秩，以此类推。尹湾汉简行政文书提供了若干中央属吏的迁转实例。据陈勇先生的统计，其中有丞相属2人，分迁容丘相（四百石）、厚丘长（四百石）；将军史1人，补建乡长（三百石）；太常属1人，迁盐官丞（二百石）；大司农属1人，迁厚丘右尉（二百石）；廷尉史1人，除费丞（二百石）；卫尉属1人，迁昌虑丞（二百石）(88)。这些相、长、丞、尉的前官秩级，最大可能是丞相属比四百石，将军史比三百石，九卿属比二百石。相、长、丞、尉的试守期中，用掾属的“比秩”做其守秩。

郎官、掾属是低中级长吏的来源，“大夫”则是中高级行政官员的来源。在大夫被任命为吏职的时候，其“比秩”发挥着类似的守秩功能。又，军吏中本来有很多正秩之官，后来却都被置于“比秩”了。为什么朝廷要把军吏全部置于“比秩”呢？我想，利用“比秩”调节文武职类的迁转，也是其目的之一。当人员由军吏系统向文吏系统迁转时，“比秩”发挥着同样功能：在试守期，低正官一等；即真时，官升一级而食全俸。

本书上编第一章讨论过“真二千石”的问题，这问题也与“守秩”相关。周国林先生提出：“二千石之所以称为‘真二千石’，可能是与‘比二千石’相对而言时所用（犹如今日正职干部，与副职并列时则加‘正’字，单言时则不用），亦可能其中的‘真’字是与试署性质的‘守’相对而言（《汉书》中，不少太守都是试署一年，‘满岁为真’）。”(89)又刘文瑞先生认为“真二千石月俸二万，二千石月俸万六千，实属试守不食全俸与真除食全俸的差额”(90)。

总之，“比秩”和正秩的交错配合，构成了安排职类转换，调节其间秩级变动的一种手段，带来了特殊的管理便利。依汉代官制，郎官、大夫、掾属、军吏等，与文吏系统中的官职互为迁转；其时“比秩”就以一种精巧的方式，把各个职类链接起来了。

当然，“比秩”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它是从最初无秩的职类中演生的，一旦形成，就成了更精细地区分级别的手段。王朝也可能仅仅为分等使用“比秩”，而不顾职类。《东观书》所载东汉建武禄秩令，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秩六百石。这些官过去是“比秩”，但此时不是了。尚书、侍御史、博士变成正秩，也意味着它们的“公职化”；光禄大夫、谏议大夫之为正秩，似仅仅出自分等需要，以使诸大夫的级差较为匀称，与“分类”无关了。这样，“比秩”与职类的对应关系，就不是严明整齐而无例外的。用“比秩”区分职类，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从长时段看，它并不是官阶制的发展方向。此后九品官阶的“从品”，就只用于分等，再不承担分类功能了。那么东汉光禄大夫、谏议大夫变成正秩，又暗示了“比秩”在未来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