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第9/17页）

部分军吏初为正秩而后为“比秩”，“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味着其为“比秩”，乃是一种刻意的安排。把军吏置于“比秩”的目的，在于显示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各成系统。郡县的军吏由郡尉主掌(69)，王国的军吏由中尉主掌(70)，在中央则有太尉“掌武事”。若太尉不置，军吏管理者大概是主爵中尉(71)。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吏、文吏都不在同一系统，不是一个职类。甚至还可以考虑钱穆先生的如下论点：“军人本为王室私属，今已由军人政府转变为士人政府，故军职不为外朝之丞相而为内朝之辅政”(72)。再参考上文对“不为朝臣”的讨论，在此意义上，也不妨说军吏具有“非吏”性质，但此“吏”特指文吏。把军吏置于“比秩”，也可说是战国秦汉间“文武分途”的进一步发展，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等级管理手段或官阶样式，凸显了文武两分的官制结构。

总之，与“宦皇帝者”的“比秩”、与掾属的“比秩”相比，军吏的“比秩”具有不同意义。而且我还觉得，那与其说是为了凸显“军吏”之为特定职类，不如说更是为了凸显“文吏”之为特定职类。王朝制度规划者很可能有这样一个意图：尽量把行政吏员，特别是其长官置于正秩，而把其他官职——如“宦皇帝者”、掾属、国官、军吏等置于“比秩”。传统中国政府的典型形态是文官政府。日常行政，以及承担行政的文职吏员，一直是帝国大厦的主干。

四　“比秩”的扩张及其与正秩的配合

对汉朝的各种“比秩”官职，现已可做如下小结了：

一、“宦皇帝”诸官、文学之官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非吏”性质；

二、掾属之列在比秩，主要因其任用上“自辟除”；

三、军吏之列于“比秩”，是由于军吏之自成系统，以与文官系统区分开来；

四、国官之多在“比秩”，用以强化国官的“另类”色彩，与朝官拉开距离。

这一点就更明白了：汉代官阶中的“比秩”，远不像最初让人感觉的那样简单，它有若干鲜为人知的特殊意义，即特殊的分等分类功能。

《二年律令·秩律》提供的新线索，使我们得以在分等分类两方面，同时勾勒出战国秦汉禄秩的变迁轨迹。在“分等”方面，展示了禄秩覆盖面是如何扩大到等级结构的上端的，可以说是“禄秩的纵向伸展”；而最近两章对“比秩”官职的讨论，则从“分类”方面，又展示了一个“禄秩的横向扩张”过程。

所谓“禄秩的横向扩张”，也就是禄秩被用来管理更多职类的过程。禄秩是“吏”即行政官员的身份标志，“非吏”职类大多最初无秩。随官僚政治发展，作为新式官阶的禄秩，通过比吏食俸、比吏赏赐、比吏传食、以爵比秩等形式，不断扩张其管理范围：扩张到“宦皇帝者”职类，扩张到文学职类，扩张到掾属职类，扩张到国官职类，扩张到军事职类。那些无秩的职类获得了“比秩”，也就被纳入了禄秩手段的管理范畴，其“公”的色彩变浓厚了，向“吏”靠近了。汉帝国的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而“禄秩的横向扩张”给更多职类赋予了秩级，也是那种政治精神的不断贯彻。秦汉官阶的发展趋势是“官本位”和“一元化”。无秩职类用禄秩管理之后，官阶制的一元化程度也提高了。

“禄秩横向扩张”的途径，是“比”，即令无秩者比于某秩。《二年律令》中已能看到若干“比”的办法了。如《赐律》：“赐公主比二千石”，“御史比六百石”。使无秩者的某项待遇同于某秩，本身虽没构成官阶形式，但显然就是“比秩”的前身。“比吏食俸”、“比吏赏赐”、“比吏传食”、“以爵比秩”那类做法越来越多，就推动了“比秩”向正式官阶演化。

“比秩”正式成为官阶，是在什么时候呢？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73)这是最早的一例“比秩”。汉景帝口气很凶恶，抓到比三百石以上的俘虏一律杀死，非议诏书或不执行命令要腰斩。既然“比三百石以上”是一个砍脑袋的界限，人命关天，那一定也是一条清晰的法定界限，足以判断该砍不该砍。就是说，“比三百石”是可以清晰判定的。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学，公孙弘为太学生规划出路时，提到了比二百石掌故和比百石掌故；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那么汉武帝前期，就是“比秩”形成的下限。“比秩”是在景、武之间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