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变迁（第11/15页）

由此我们看到，真二千石的月谷之数，原为150斛，后来变成了120斛。杨天宇先生说《汉表》颜师古注所叙禄秩是西汉禄秩，那看法确有可取之处。东汉建武俸例可能不全是新创，而是由汉成帝绥和以后的俸例损益而来的。真二千石与二千石一秩的合一，就发生在汉成帝到东汉建武之间。在真二千石跟二千石合一，“四级说”就不再适用了，进入周国林先生“三级说”的有效期了。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的级差分别是350斛、180斛、120斛，化为指数则为2.9：1.5：1，看上去还算匀称。

以上是我们对“真二千石”的理解。面对史料的凌乱歧异，这理解也许是矛盾较少的一种。按我们看法，在西汉秩级最繁密时，有过“真二千石”一秩。

五　丞相与御史大夫的秩级

这一节把目光投至官僚等级的最高端，观察丞相与御史大夫的秩级。

陈梦家先生认为：“汉初最高秩为二千石，此上三公、大将军和御史大夫没有秩名。”(23)陈先生所云，是后来的情况，因为汉初《秩律》中无丞相，御史大夫只是二千石，有秩名，与后来“无秩名”的情况不同。在丞相（或三公）、御史大夫已无秩名时，如何看待其等级呢？我们觉得，不妨认为二官构成了两个特殊秩级。

周国林先生对三公无秩提出两个解释：一是居其职者人数少，二是三公俸额离万石相差太远(24)。此外我想还有一些历史原因。汉初丞相无秩级，秦、战国也应如此。苏轼论历代仕进，称“战国至秦出于客”(25)。秦国的丞相就经常任用客，学人因有“秦用他国人”、“喜用别国人”、“秦固以客兴”之说(26)。自秦惠文王以张仪为相始，直到秦始皇时，秦国的22位为相者，至少有18位有“客”的身份(27)。“相”的流动性颇大，与后世的丞相来自依次迁转，相当不同。晁福林先生又认为，“强国能派重臣到其他国家为相，弱国为了某种原因也能派臣到强国为相”，这种“相”“实际上是一些高级别的外交官”(28)。张创新先生亦云：秦国“最初的‘相’并不是‘百官之长’，而是负责外交事务的职官”，有时还要带兵打仗，官属也很有限(29)。可想而知，“相”的待遇应是因时因人而定的，并无定准；估计主要以爵定，无固定秩级。秦统一后情况一时没变，故丞相无秩。

随时间推移，相国、丞相的权责日益稳定，“文官化”了：不再来自列国游士，而是来自正常迁任；不再权责不定，而是最高行政首长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丞相也在“吏员”之列，跟秦时观念不相同了。当丞相在俸禄与迁转上，跟其下官职形成连续阶次时，丞相之位就具有了秩级意义，虽然囿于旧例仍无秩名(30)。

《秩律》中御史大夫列在二千石诸官之首，那是秦国重法精神的鲜明体现。御史大夫有秩一点，意味着其身份是“吏”。不过此官是较晚才获得“副丞相”的特殊地位的。在秦国的称“史”之官中，本来内史重于御史(31)。《战国策·秦策三》云：“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这话的背景约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当时排在相国之下的是廷尉、内史，还没御史大夫呢。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以及随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之类记载(32)，则显示秦统一前后设有御史大夫，其官“副丞相”了。

陈梦家先生说御史大夫无秩名，又有工具书说御史大夫“西汉沿置，仍为丞相副贰，秩中二千石”(33)。按，御史大夫的秩级曾多次变化。首先《秩律》中御史大夫秩二千石，并非“没有秩名”。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约为汉景帝到汉武帝时，中央诸卿由二千石上升为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仍在诸卿之首，应系中二千石。证以《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臣瓒曰：“《茂陵书》，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号。随后这个机要监察之职继续上升，超越九卿而自成一级，进入第三阶段。《汉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汉书·外戚传》：“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昭仪、婕妤、娙娥三者所“视”各为一级，知“上卿”自成一级，在丞相、中二千石之间。

还可以通过御史大夫与中二千石的不同赐爵，证明前者高于后者：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汉书》卷八《宣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