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23/25页）

(58)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334、358页。按，在《商君书·境内》中，“军爵”与“公爵”是有区别的。高亨认为公爵对军爵而言，是文官或无官者的爵位。见其《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页。安作璋、熊铁基认为军爵是军队中的爵制，包括公爵的最低几级，其下还分若干级。见其《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下册第433页。高敏认为军爵面向将士，属于军功赐爵；公爵面向军队以外的人，属于事功赐爵。见其《秦的赐爵制度试探》，《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2页。其中安作璋、熊铁基的解释较为深入，如依其说，则《商君书》的“军爵”与二十等爵并不相同。当然，睡虎地秦简的《军爵律》的“军爵”所指，就是二十等爵。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2-93页。

(5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60)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特质——皇帝统治之出现》，《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下），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

(61)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447页。

(62)《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刘攽认为“其民爵比不更”句衍“民”字：“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辄得之。”徐复先生认为“民”字不误：“此当在‘其民’二字处一逗，直冒下‘爵比不更’二句，不更，秦官爵名，言不豫更卒之事。”见其《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因有爵级，巴民就可以“不豫更卒”、可以“有罪得以爵除”了。

(63)《晋书》卷五十《庾峻传》。

(64)《二年律令·贼律》。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65)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468页。

(66)好並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版，第250页。

(67)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89页。

(68)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博士论文，第58页。

(69)从中二千石的赐爵看，赐右庶长的有3例，赐左更的有1例。还有1例，是汉宣帝元康元年“次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有学者推测，这“中郎吏”可能是“中更”之讹，当然也可能是左更之讹。以通赐右庶长推论，其下到五大夫，只隔“左庶长”一级而已。而这就意味着，即令在“赐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爵各有差”的情况下，其“各有差”的“差”，所可以使用的只有左庶长一级而已。我们推测，左庶长这个居间的“差”其实是没有的。只有中二千石才能进入“卿爵”，二千石以下到六百石通赐五大夫，所谓“差”就是这两个“差”。其例又如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赐御史大夫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同时列侯给钱20万，五大夫10万。可见就“赐官爵”而言，右庶长之下就是五大夫。二千石在汉人观念中属于“上大夫”，不是“卿”，所以不会被授予“卿爵”，“赐满”时只能是赐五大夫。

(70)此处食邑问题的相关史料与探讨，可参顾江龙的引述和评议，前引文第59页。

(71)《墨子·号令》：“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城外令任，城内守任，令、丞、尉亡得入当，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孙诒让：《墨子间诂》，第594-595、600页。

(72)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1分，2000年3月。

(73)关于禄秩的“职位分等”性质及其意义，仍请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章。

(74)福井重雅：《汉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创文社1988年版，第352页。

(75)《二年律令·传食律》：“食从者，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赐律》：“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吏官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分见《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第40、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