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22/25页）

(48)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页以下。

(49)《续汉书》卷二八《百官志五》注引。

(50)《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年）：“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左传》襄公十一年（前562年）：“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史记》卷五《秦本纪》：（宁公十二年，前704年）“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怀公四年（前425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出子二年（前385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卷四三《赵世家》：献公十三年（前372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又同书卷十五《六国年表》：秦厉共公十年（前467年）“庶长将兵拔魏城”，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年）“左庶长城南郑”。

(51)陈直先生说：“秦爵二十级……一般人认为商鞅创法，证以本文，秦当春秋初年，即有此制度。”见其《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页。朱绍侯先生说：“秦国在春秋时期已建立了军功爵制度。……从春秋直到商鞅变法前，在秦国都有实行军功爵制的记录。”见其《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高敏先生说：“这里的‘不更’与‘庶长’，都是不同于旧的封爵制的新爵名。”见其《秦的赐爵制度试探》，收入《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页。又《墨子·号令》：“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高敏先生于是又说：“墨子是稍晚于孔子的春秋末期人，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了不同于旧的封爵制的‘公乘’及‘五大夫’两个新爵名，而且恰恰也是后来的赐爵制的两个爵名。由此可见，春秋后期不同于旧封爵制的新爵名的出现，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情况，不独秦国为然。”按，《墨子·号令》篇非墨子所作，而是秦惠文王以后一批活动于秦的墨家人物——所谓“秦墨”——的作品。可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田鸠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353-355页；蒙文通：《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15页；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所以，《号令》篇不足以证明春秋末年之秦爵。

(52)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6页，“封爵表”序。

(53)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页。

(54)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

(55)参看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7页以下；又收入党怀兴等主编：《中国古典文献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以下。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第39页以下。

(56)《大良造庶长鞅造殳》：“▌▌▌▌▌造庶长鞅之造殳雝骄▌。”见《双剑誃古器物图录》49，图一三○，2。高明先生称“造字之前有五字不清，复原当为‘大良造庶长鞅’”。见其《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大良造庶长鞅戟》：“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雝矛。”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9页。释文参看罗福颐：《三代吉金文存释文》，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版，卷二十“杂兵”部分。又见《殷周金文集成》第11911号，第18册第283页；释文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第6册第731页；或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2页。《大良造庶长鞅造殳鐓》：“十九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殳犛郑。”咸阳塔儿坡M27063墓1995年出土。参看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王辉先生考定为秦孝公十九年（前343年）商鞅监造的秦孝公仪仗器，见其《十九年大良造鞅殳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相关图片又见张涛、王齐秀：《秦汉寻梦：咸阳出土文物精华》，《荣宝斋》2004年第6期。

(57)赖非主编：《山东新出土古玺印》，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页，编号007。这部书有可能不恰当地收录了一些伪印，参看陈根远：《山东新出土玺印献疑》，收入王人聪、游学华编：《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第103页以下。但对这枚“右庶长之玺”没见人质疑。这枚战国“右庶长之玺”若不伪，似以理解为官印而非二十等爵印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