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5/41页）

“什么命运，自杀？”

“不。你希望得到这样的命运。幸福。那类东西。幸福！我记不起是否想到过。你的命运——你似乎认为你应当拥有什么。那是因为共产党的缘故。”

“什么？”爱拉既吃惊又愉快地问。

“是的，你的命运，你们都是赤色分子。”

“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你把我和我的朋友朱丽娅混同了，而且连她现在也不是党员了。”

“那还不是一码事？他们已经影响你了。你们觉得自己什么事都能做。”

“是的，我觉得是那么回事——在‘我们的命运’的意识的深处，存在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信念。而你似乎满足于这么一丁点儿。”

“满足？满足！这算是个什么字眼？”

“我的意思是，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我们都准备拿自己做试验，要想成为与自己不同的人。但你却只是屈服顺从。”

老人坐在那儿，态度激烈且忿忿不已：“你书中写的那个年轻的傻瓜，他一心只想着自杀。”

“也许是他应得到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应得到什么东西，而他却没有得到。”

“也许，你是说？也许？小说既是你写的，你理应知道。”

“也许下一次我会尽量写到这一点——那些有意标新立异的人，想突破他们自己的身份。”

“你说起来好像——人就是人。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不可能成为别的。你没法改变它。”

“嗯，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之间真正的不同。因为我相信能改变它。”

“那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也不想赞同。眼前的事已够难对付了，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和父亲的这次谈话使爱拉产生了新的构思。

现在，在构思故事梗概时，如果一再发现惟有失败、死亡、讽刺，她便审慎地舍弃这样的模式。她努力想采用幸福或简朴的生活模式。但没有成功。

后来她发现自己在想：我不得不接受自知之明的模式，那意味着不幸福，或至少是单调乏味。但我可将它糅合在一起并获得成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的。两人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由于企图超越自己的极限，两人的人格都分裂了。摆脱了混乱的状态后，他们又有了新的力量。

爱拉内省自己，就像审视一口池塘：她想让故事具象化。但在她脑海中，始终只有一些干巴巴的句子。她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等着人物形象的定型，等着他们逐渐栩栩如生起来。

〔在大约十八个月里，蓝色笔记的简短记录，行文风格上不仅与先前的蓝色笔记不同，而且与其余笔记的任何内容都大相径庭。这一部分开始写道：〕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七日：安娜·弗里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生，弗兰克·弗里曼上校与梅·福蒂斯丘之女；住贝克大街二十三号；曾就读汉普斯特德女子高中；在中非度过六年（一九三九—一九四五）；一九四五年与马克斯·沃尔夫结婚；一九四六年生有一女；一九四七年与马克斯·沃尔夫离婚；一九五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脱党。

〔每天都有记录，尽是些记事的短句：“早起。读某某书。见某某人。简纳特病。简纳特愈。摩莉得到她喜欢的角色／她不喜欢的角色，等等。”在一九五六年三月某日之后，一条粗浓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整洁的短句记录的结束。此前十八个月的内容全划掉了，每页都打上了粗浓的黑叉。现在安娜不再每日一清二楚、三言两语地记载，而是以一种不同的写法继续着，写得流畅，迅捷，有些地方因为书写太快而几乎难以辨认：〕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归于失败。这本蓝色笔记，我原先指望它成为最真实的一种，结果却比其余的笔记更糟。我本希望在重读的时候，对事实的简洁记录会呈现出某种范式，但这种记录和对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所发生的事所作的记叙同样的虚妄不实。那天的记叙如今读来令人感到难堪，因为显得太动感情，太主观臆断，假如我写道“九点半我上卫生间大便，二点钟小便，四点钟浑身大汗”，这也比只写下自己的想法要真实得多。然而我仍不明白为什么。尽管在生活中当你来了例假，去卫生间换一次卫生棉条这种事几乎是无意识中完成的，我仍能回忆起两年前某一天发生的事的每个细节，因为我记得摩莉的裙子上沾了血，我不得不提醒她在她儿子进屋前赶紧上楼去换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