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58/79页）

后来他总是说：“你怒气冲冲进了屋，但当我打电话给你时，你还是出来了，你显然需要我的规劝。”他哈哈大笑起来。她厌恶那样的笑声。这时候，他脸上总不自然地流露出悔恨的微笑，像个回头的浪子。他有意扮演浪子的角色，是为了给自己解嘲。爱拉觉得，他的微笑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他的抱怨是真诚的。这时候她总是跟他一道先嘲笑一番他的拙劣的模仿，随后即刻改变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具有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她确信它真的不属于他自己。这种人格不仅表现为单纯与宁静的品质的截然分离，而且还昭然于众，使她除了不予理睬外再无别的选择。否则，她就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了。

他们并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去了咖啡馆。他继续谈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情况。他在两家不同的医院里供职。在一家医院里，他是个精神病咨询医生。在另一家医院里，从事分编病人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心要把疯人院改造得更文明一点。我得跟谁斗呢？公众吗？绝对不是。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医生……”他的故事不外乎两个主题：其一是说医学界的中产阶级如何如何妄自尊大、不学无术。爱拉发现：他对他们的批评完全出于他自己的阶级观念，虽然没有明言，但言下之意是说愚昧无知和缺乏想像力是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之所以有这种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倾向，是因为他自己是工人阶级。当然，那些话也是朱丽娅常说的，爱拉自己也这样批评过韦斯特医生。然而，有好几次她曾深感内疚，似乎是她自己受到了批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便会回忆起早年在流动餐馆时的情景，觉得自己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如今就不可能从下层阶级的角度，通过女工的眼光来认识上层阶级，就像从玻璃瓶的底部观看水族馆里那些奇形怪状的鱼一样。保罗的第二个主题正好与第一个主题相反，一旦涉及它，他的整个人格都变得焕然一新。说起那些受到他指责的人，他总是那般幸灾乐祸，言辞间充满恶意和嘲讽；但一谈到他的病人，他便变得很认真。他对待病人的态度与她对待布朗太太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一谈起那些求援者就情投意合。他说起他们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和蔼，心里充满愤怒和同情。这愤怒是因同情他们绝望的处境而发的。

她这时已非常喜欢他，好像在草地上那段插曲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她把他带回家里，他跟在她身后进入房间，嘴里仍一个劲地谈着。他们上了楼，爱拉心里想：这会儿上去喝点咖啡，然后他就会走了。她当时这样想也是真诚的。但当他再次跟她做爱时，她又想：是呀，他并没有错；因为整个晚上我们都那么亲热。后来他这样说过她：“你当然知道我会再次跟你做爱。”她回答：“我当然不知道。不过，即便你不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听了这话他总是说：“哦，你真是个伪君子！”要么就说，“你不应该那么不懂得自己的动机。”

对爱拉来说，那天晚上跟保罗·唐纳在一起的经历是印象最深刻的，它与她过去的经历大相径庭，似乎过去的一切全不算一回事。这种感觉刻骨铭心，当天快破晓时保罗问：“朱丽娅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爱拉竟懵懵懂懂地回答：“什么事？”

“比如说上周的事。你说聚会后你带了一个男人回家。”

“你疯了。”她心情愉快地笑着说。他们躺在黑暗中。她转过头去看他的脸，在窗口射来的微光中，他的脸颊呈现出一条黑线；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那么寂寞。她心里想，他又回到先前的心境中了。但这一次没有使她感到不安，因为他的大腿紧贴着她的大腿，那温馨的感觉使她觉得这份遥远已不复存在。

“朱丽娅会怎么说？”

“说什么？”

“今天上午朱丽娅会说点什么呢？”

“她为什么一定得说点什么？”

“我懂了。”他简略地说。他随后起了床，补充说：“我得回家刮刮胡子，换一件干净的衬衣。”

那一周他每天晚上都要来找她，时间都很晚，总趁迈克尔睡着的时候。然后第二天一早离开，“回去换一件干净的衬衣”。

爱拉感到幸福极了。她听其自然，什么也不去想。当保罗凭消极的人格说话时，她仍对自己的情感非常自信，总是这样回答他：“哦，你太愚蠢了，我曾经对你说过，你什么也不懂”（“消极”一语出自朱丽娅之口，她在楼梯口见过保罗以后曾经说过：“这人看上去好像有些刻薄和消极。”）她现在所想的是：他不久就要跟她结婚了。或者说过不了太久就要跟她结婚。结婚应该有个良辰佳期，他知道什么时候是良辰佳期。即使他每天晚上都跟她在一起，凌晨回家“换干净的衬衣”，那毕竟还不是真正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