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48/79页）

她有一个孩子，那是她的心肝，她的未来。她不敢想像没有一个男人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因此，她觉得朱丽娅那么讲究实际无疑也是对的，她应该去参加各种聚会，接受人们的邀请。然而，她却经常睡大觉，显得没精打采。

“再说，如果我去了，就得跟韦斯特医生争论起来，这没有什么好处的。”爱拉是说她相信韦斯特医生一直在限制自己的作用，并非因为他缺乏良心，而是因为他缺乏想像力。碰到他无法答复的读者来信，比如询问住什么医院好啦，吃什么药啦，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啦，等等，他都一古脑儿推给爱拉去处理。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糟透了。”朱丽娅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政府官员，官僚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行政人员。在朱丽娅看来，“他们”的定义就是中产阶级——尽管她没有正式加入过共产党，但朱丽娅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再说，她的父母也都是工人阶级。

“你看看这个。”爱拉激动地说，一边从手提包里抽出一张折叠而成的蓝纸。这是一封写在廉价信笺上的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奥索伯医生，我觉得绝望中一定得给你写封信。我的颈椎和头部患了风湿病。你在你的专栏中给别的患者以善意的忠告，请你也忠告我一次吧。我的丈夫于一九五年三月九日下午三时在医院里去世，我的风湿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现在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如果风湿病发作起来，而我又无法挪动身子向人求救，那时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盼望得到你善意的关注。忠诚于你的，多萝西·布朗（太太）。

“他怎么说？”

“他说他的任务是写医学专栏，不是为院外的神经病人东奔西走。”

“这话我也听他说过。”朱丽娅说。其实她已见过韦斯特医生一次，只见过一次，她就把他当敌人看了。

“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痛苦中呻吟，但谁也不关心他们。”

“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朱丽娅说。她掐掉香烟，显然已放弃劝说爱拉参加聚会的努力。“我去洗澡了。”她踏着轻快的脚步下楼去了，一边还哼起了歌曲。

爱拉仍坐着不动。她在想：如果我去的话，我所穿的衣服一定得熨一熨。她差不多就要下床整理衣服了，但随即又皱起眉头，心里想：如果我考虑起自己的穿着打扮，岂不意味着我真的想出去？真太奇怪了。也许我真的想出去。我总是做这样的事。嘴上说不想做，过一会儿就改变了主意。关键是，我脑子里也许早就拿定了主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能再改变主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做那些我曾说过不愿去做的事。是的。此刻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决定了什么。

几分钟以后，她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那本已经写了一半的小说上。小说的主题是自杀。它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死，这个年轻人一直不知道自己要自杀，直到临死前才意识到自己几个月以来实际上一直在周密、细致地准备着这次死亡。小说的关键在于表面的生活与潜伏着的主旨之间的对照：前者显得井井有条，但缺乏长期的目标；后者始终指向自杀，并且最终真的导致了自杀。与现实生活中显明的实际性相比较，他所谋划的未来是非常模糊的，不可能实现的。那股失望的，或者说疯狂的、缺乏逻辑的暗流直接指向——或者毋宁说发源于那未来的虚幻缥缈。因此，小说的真正线索埋伏在一开始那很难被人觉察的失望的基调中，在不知不觉间所滋长的自杀的欲念中。自杀前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生活的真正轨迹——即混乱的、无序的、实际的、平庸而又现实的轨迹公然揭示的一刻。读者不难理解：在主人公自杀时，那根维系着黑色的死亡欲望和死亡本身的锁链一直就是美好人生的虚幻与荒谬。（与故事开头表面上所揭示的相反，）平庸和秩序始终是心智正常者的表征，而非遐想与狂念。

在对自己说过不想出去以后，爱拉发现自己已经在穿衣服，准备出去参加聚会，这时，她脑子里想的就是那本小说的主题。她自言自语，并对自己的想法大感惊奇：这也正是她想要自杀的原因。我真想即刻从某个打开的窗口跳出去，或者在某间门窗紧闭的小房间里打开煤气，然后十分平静、大彻大悟地对自己说：“我的天哪！”这种大彻大悟我本来早就应该有了。看来，自杀是我一直所追求的一件事。事情始终就是如此！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通常人们都把它当做某种绝望的情绪，或危机的时刻。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他们把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写下绝命书，甚至以某种愉快而友好的方式，或差不多怀着某种好奇心给他们的朋友挂电话……他们一定会蹲在门边，背靠着窗口，十分镇静而利索地捆扎好报纸，一边以超然的口吻对自己说：“好了，好了！这多么有趣啊。我先前一直蒙在鼓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