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45/79页）

今天，斯大林死了。摩莉和我坐在厨房里，情绪很坏。我一再说：“我们一直那样喜怒无常，我们应该高兴起来才是。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说，他应该死了。”她说：“哦，安娜，我也说不好了，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然后她笑了起来，又说：“我们苦恼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担惊受怕得麻木了。让我们所知道的错误都得到纠正吧。”“是呀，事情不可能更糟了。”“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大家似乎都相信事情会一天天好起来，是不是？为什么会好起来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正一天天走进一个充满暴政和恐怖的新冰河时期，不是吗？谁来阻止它？——我们自己吗？”这时迈克尔进来了，我把摩莉所说的话——关于斯大林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那番话——告诉了他。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对于一个伟人，我们其实都有这种愿望，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塑造他的形象。迈克尔显得既疲惫又严肃。出乎我的意料，他竟说：“是呀，这很有可能，不是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任何事物都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要想了解某一事物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着——既然一切都那么荒谬，那么，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出现。”

当他说这话时，他的脸越变越红，好像正在融化。可这些天，他的声音一直是干巴巴的。后来他又说：“好了，我很高兴他终于死了。但我年轻时曾热衷过政治，他在我眼里是个伟人。我们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伟人。”他竭力想笑起来，接着又说，“不过，在我们这个缺少伟人的世界上，我们这样想本身并没有错。”他用手蒙住眼睛，这是一个他并不习惯的手势，好像灯光把他的眼睛刺痛了。他说：“我头痛，我们上床睡吧。”在床上，我们没有做爱，只是肩并肩静静地躺着。谁也没有说话。睡梦中他又哭了起来，我不得不推醒他以打断他的噩梦。

补缺选举。伦敦北区。候选人：保守党，工党，共产党。关于工党的一个席位，其选民虽占多数，但与去年选举相比已有所下降。与往常一样，共产党各派系间一直为是否应该削弱工党的选票而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这样的会议我已参加过多次。讨论的结果还是老样子：不，我们不想削弱工党的选票。与其让托利党(22)上台，不如让工党出来组阁，这是基本的方针。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我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就必须有自己的候选人。然而，我们又知道，共产党的候选人是没有任何希望当选的。会议陷入僵局，直到来自中央的代表进来说：不应该把共产党仅仅当做某个活跃的小团体来看待，那简直就是失败主义。我们必须为选举而斗争，就当我们确信自己能赢得选举那样去开展工作。（但我们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来自中央的代表那番充满火药味的演说虽然能激励大家努力奋斗，但不能解决眼前的基本难题。这样的局面我已见过三次：最后是一句笑话把大家的困惑一笔勾销了。是的，笑话，这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东西。这笑话当时还是来自中央的那位代表自己亲口说的：同志们，这话没有错，我们将输掉自己的老本。我们不可能赢得足够的选票打败工党。大家宽慰地哄笑起来，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笑话虽然与官样文章完全相抵牾，但实际上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连续三个下午出去拉选票。竞选总部就设在居住于伦敦北区的一位同志的家里。竞选活动由无所不在的比尔组织。他也住在这个选区。十来个家庭妇女每天下午一有空就参加拉票活动——男人们则在晚上出去。大家相互认识，我发现气氛非常融洽——大家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比尔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一切都被他安排得很周到。在我们出去拉票前，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要做的事。这里是个工人居住区。“坚决支持我们这里的共产党。”有位妇女自傲地说。我拿到二十来张标有“未确定”字样的卡片，上面写着已经被我们游说过的选民的名字。我的工作是再找他们谈一次，说服他们投共产党的票。当我打算离开总部时，大家正讨论到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拉选票更合适——因为我们这些妇女大多穿得比当地的妇女更漂亮。“我以为穿得与平时不同是不对的，”一位妇女说，“这是一种欺骗。”“不错，但如果我们花枝招展地出现在人家面前，那他们会产生戒备心理的。”脾气温和的比尔哈哈大笑起来——他跟摩莉一样，一旦投入具体的工作，便显得精力充沛、和蔼可亲——他说：“重要的是事情的结果。”有两位妇女责备他不诚实。“做任何事都必须保持诚实，否则人家就不相信我们了。”我拿到的这个名单都是散住在偌大一个工人区的人。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区域，房舍千篇一律，都那么矮小而破旧。半英里以外就是一个大火车站，滚滚的浓烟从那里向四周扩散。当时，黑沉沉的乌云压低了天空，正好与浓烟连成一体。我敲开了第一户人家的破房门。那位太太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羊毛衫，系着围裙，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有两个小男孩，他们倒穿得像模像样。我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她点了点头。我说：“我想你还没有决定是否投我们的票吧？”她说：“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她并无恶意，倒是很有礼貌。她说：“上周来过的那位小姐留下了一本书。”（即小册子。）最后她说：“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投工党的票，亲爱的。”我在卡片上记下“工党”的字样，划去“未确定”，然后便告辞了。下一个是塞浦路斯人。这户人家更穷，一位年轻的男子，显得很不耐烦，一个漂亮的黑人女孩，一个新生的婴儿。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刚移居英格兰。原来，他们之所以归在“未确定”的名单中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有选举权。我向他们解释，他们是有选举权的。两人脾气都很好，但希望我早点离开：婴儿在啼哭，气氛既压抑又烦人。男主人说他并不在乎共产党，但他不喜欢俄国人。我的印象是他们有可能投我们的票，但我还是把“未确定”三字留下了。然后再去见下一个。那是一户布置很整洁的人家，门外围着一群淘气的少年。我一走近，他们便吹起口哨，嘻皮笑脸地叫起来。我惊扰了那位家庭主妇，她挺着个大肚子，当时已经在床上躺下了。在让我进门以前，她数落她的儿子：他说过要到商店给她买东西的。他说他过一会儿再去。这男孩长得很好看，健壮，穿得很体面，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一带所有的孩子都穿得很体面，有时候只有他们的父母例外。“你有什么事？”她对我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解释说。她说：“哦，你们的人已经来过了。”很有礼貌，但也很冷淡。我们谈了很久，但始终难以使她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她说她的丈夫总是投工党的票，她只能按丈夫所说的去做。当我告辞时，她大声呼叫她的儿子，但他咧嘴笑了笑，跟一群朋友跑开了。她于是喝斥这个孩子。但这场景让人觉得很温馨，她并非真的要他出去买东西，只是要他放规矩点；而他也希望母亲对他吆三喝四，他对此并不介意。再下一户，女主人即刻急巴巴地端上一杯茶，说她喜欢选举：“人家经常过来与我说说话。”总之，她很孤独。她拖长音调，以一种没精打采、疲惫不堪的口吻没完没了地谈论她的私事（在我走访过的所有人家中，这一户在我看来似乎确实有某些不如意的地方，真的很不幸）。她说她有三个小孩，她在家里已待厌烦了，很想回去上班，但她的丈夫不让。她着了魔似的不停地谈啊谈的，我差不多在那里待了三个小时还脱不了身。当我终于有机会问她是否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时，她说：“愿意，就听你的吧，亲爱的——”我相信，她对所有前去拉票的人都说这句话。她补充说，她的丈夫经常投工党的票。我于是将“未确定”改成了“工党”，然后便告辞出来。当晚十时左右，我回到总部，除了已经改成工党的三张，我把所有的卡片都交还给比尔同志。我说：“我们的某些拉票员还是很乐观的。”他飞快地翻了翻那沓卡片，没有任何评论，就把它们放回到盒子里，随后冲着刚进来的拉票员大声说：“我们的政策还是有人诚心支持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去。”我拉了三天的票。后两天不再跟“未确定”的选民打交道，而是首次走访一些住户。找到了两个肯选共产党的选民，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他的都投工党的票。碰上五位过着独身生活，疯疯癫癫的女人，她们遗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或者毋宁说被丈夫和孩子所遗弃。她们都有共同的怪癖：怀疑自己。她们还为自己的不幸而感内疚。她们都爱说这样一句话：“我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回到竞选总部，我跟那位负责当天下午的工作的女子提到了这些女人。她说：“是呀，不管我上什么地方拉选票，神经总是很紧张。这个国家到处是疯疯癫癫的孤身妇女。”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以有点咄咄逼人的口吻补充说那些怀疑自己的女人的另一面，即我刚才所说的她们的内疚心理：“是呀，在我参加共产党，使自己有了生活的目标以前，我也常常那样想。”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实际上，这些女人比选举运动更让我感兴趣。选举日到了：工党以微弱的多数当选。共产党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又是一个笑话（下面的话是竞选总部的比尔同志说的）：“如果我们能再争取到两千张选票，那工党那微弱的多数就岌岌可危了。黑暗中总还是有一线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