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43/79页）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九日

入党以后第一次跟约翰共进午餐。与那些脱党的朋友所谈的一样，一开始便坦诚地讨论起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约翰情不自禁地维护起苏维埃，神情非常激动。但晚餐是跟新政治家派系的乔伊斯一起吃的。她开始攻击苏联。尽管我不能忍受别人这样做，自己却即刻站在苏联这一边。她继续攻击苏联，我继续维护苏联。她知道自己在跟一个共产党人说话，因此满口都是陈词滥调。我也用陈词滥调回敬她。好几次我都想打破僵局，换一换说话的方式，但没有成功——谈话的气氛充满敌意。晚上，迈克尔来访，我把跟乔伊斯争吵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尽管她是个老朋友，我们也许不应该再见面。事实上我的思想观点一点也没有变，但我已经是一名党员，对她来说这个事实足以使我成为某种事物的化身，而这种事物她是不得不以适当的态度来对待的。我以同样的口气跟迈克尔说话。迈克尔听了我的话后说：“那你又想怎么样呢？”他以一个东欧流放者、一个饱经政治风浪的前革命家的口吻跟我说话，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政治上很无知的人”。我所扮演的确实是那样一个角色，我的回答简直毫无意义。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扮演这种角色的方式都太滑稽了。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杰克·布里格斯是《泰晤士报》的新闻记者。战争爆发时离开了报社。当时，他并不关心政治。战争期间，他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在这期间受了他所遇到的共产党人的影响，逐渐向左倾。战争结束后拒绝保守党报纸的高薪聘请，甘愿拿低薪为左翼报纸工作——说左倾的报纸也行。由于他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左翼的台柱子莱克斯就把他逼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境地上去。他没有钱了。如今又被报界当做共产党人，于是失了业；他的名字还上了匈牙利法庭受审罪犯的名单，说他是个英国间谍，图谋推翻共产党。我意外碰到他，他当时十分沮丧——无论党内党外都窃窃议论他曾经是个“资产阶级的间谍”，他因此受到朋友们的怀疑。作家团体开了个会。我们讨论了他的问题，决定去见比尔，以结束这种令人讨厌的私下议论。约翰和我去见比尔，对他说杰克·布里格斯显然不可能是个间谍，要求他过问一下。比尔很和蔼，很讨人喜欢。他说他会“调查”一下，并让我们知道调查的结果。我们于是随他调查去，知道这意味着党内高层领导要碰个头。比尔没有回话。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也是党内官员一贯的作风——碰到棘手的事就把它搁起来——我们于是再去见比尔。他极其和蔼可亲，说他无能为力。至于为什么，他说：“在这一类问题上，疑问还是存在的……”约翰和我生气了，责问比尔：他个人是否相信杰克有可能做过间谍？比尔犹豫了一下，然后便发表长篇大论，毫无诚意地推论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间谍，“包括我自己”。他的微笑既愉快又友好。约翰和我起身告辞，既伤心又愤慨——生我们自己的气。我们觉得有必要去看看杰克·布里格斯，跟他说说其他同志对他的看法。但谣言和恶意的中伤没有停止。杰克·布里格斯极其悲伤，他被完全孤立了，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不愿接近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跟莱克斯为那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莱克斯认为它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发生争执以后过了三个月，几家有声望的大报开始刊登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时，勇敢的莱克斯觉得也应该发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了。他请杰克·布里格斯来写。杰克很反感，情绪很坏，他拒绝了。

这段故事多少有点像荒唐的闹剧，说法也很不统一，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它是一个共产党或接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我在这本笔记里写得很少。为什么呢？我知道，我在此所写的一切都是批评我们党的。但我仍在党内。摩莉也是。

迈克尔的三个朋友昨天在布拉格被绞死了。晚上他跟我——毋宁说跟他自己谈起这件事。他先解释为什么这三个人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然后又以极度的政治敏感解释说：共产党不可能陷害并绞死无辜的人。这三个人也许是心不由衷地卷入了“客观上”属于反革命的活动。他的话没完没了，直到最后我说我们应该睡觉了。他哭了一通宵。我多次被他惊醒，发现他在哭泣，泪水沾湿了他的枕头。第二天，我对他说他昨晚一直在哭，他说他在生自己的气。他出去上班，布满皱纹的脸显得苍白，看上去活像个老头子。他心不在焉地跟我点了点头——他的心思早已游离于千里之外，陷入痛苦的自省之中。那一阵子，我还为卢森堡夫妇(21)请愿。要想让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很困难，只有党内和一些倾向党的知识分子例外。（这里与法国不一样，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这个国家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全国上下到处笼罩着一种紧张、多疑而惊惶不安的气氛，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它失去平衡，从而使麦卡锡主义在这里流行起来。）先不说那些“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就是党内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为卢森堡夫妇请愿，而不为在布拉格受陷害的人请愿。我除了说卢森堡的事总得有人出来说说话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回答。我感到很厌恶——既厌恶自己，又厌恶那些不愿为卢森堡签名的人。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多疑而令人讨厌的世界里。今天晚上，摩莉突然哭了起来——她当时就坐在我的床上，跟我闲谈白天的事，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点忙也帮不上。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记不起来了，但那人肯定是玛丽罗斯，她坐在马雪比旅馆的大厅里，眼泪突然间从她脸上滚滚而下，并说：“我们原以为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摩莉也是那样痛哭的。地板上全都是报纸，报道有关卢森堡夫妇和东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