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故事（第17/18页）

我为他高兴。

这时，小乐队奏起欢迎曲，主宾们从休息室里相继走出来，鸡尾酒会本来是比较随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应酬，但中国人仍旧习惯把那些生活筛子筛不下去的有体积，有份量的大个儿人物，尊让到显著位置，他们端着酒杯，也好象早演习过似地站到了应该站的地方。哈！我从这排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徐总，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当我听到杨菲尔玛介绍几个主办单位的名称，其中也有徐总那个大公司时，我反而觉得他要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不出席这次酒会，不和杨菲尔玛站得这样靠近，倒有点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条很具有青春气息的领带，显得格外潇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镜头了。日本人穿西服，优点是几乎挑不出毛病，但也很难看出着装的个性特点，高田君则尤其中规中矩，应该把丁丁送我的那套和服借他穿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由翻译这本书的丁丁，来传达他的感激之情，而由那个日本留学生，结结巴巴地转述他的写书过程？高田本想得到他在日本一炮打响的结果，就非常满足的了。没有料到这个杨菲尔玛，在这么大的会议厅里，开这么隆重盛大的特别高规格的招待会，连给他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的舌头都打结了，生怕出岔子。而高田也有些失态，其实他没有喝酒，却像是醉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因为即使他在东京红了以后，成了人物，顶多也就与什么排泄物课的课长打打交道而已，杨菲尔玛为他搬来了这么多官方，半官方的人士，那些显赫的头衔令他感到眩晕。

也许这是一种外交礼仪，才找他本国人作翻译的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本来，高田在清醒的时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时候，很本色，现在，他这种不醉之醉，倒弄得不尴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杨菲尔玛也不耐烦听这套味同嚼蜡的作者致词了。便对身边的徐总耳语，随即见他移步后退，向他们主宾的休息室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为那位小姐办什么事，她有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用她的脸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着语言，去让别人做什么。她确实是高田所赞誉的那种时代的骄子，她不但主持着会议，还关照着会场的每个角落的每个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来往的，不来往的，都用她那带气功，带磁场的眼睛，一一地招呼着。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不是别人，正是徐总。为了不干扰别人听高田讲城市垃圾的分类，我们退到大厅后边。他直接了当地替杨菲尔玛向我道歉：“就如长城的城砖上，有许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一件稍为像点样子的事情，必然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你这话太没头没脑。”

“我只是原样传达杨小姐的话。”

“你们刚才在谈论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为一位环保界的前辈，认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要作序的话，非他莫属。对这样自告奋勇的人，简直是没有什么办法挡驾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来，让我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杨小姐说过，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会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着恭维我。其实，她那次带高田来找我，我说过的，最合适为高田这本书写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丁丁。”

也许因为大家正在鼓掌，而结束演讲的高田，又一个劲地致谢。地道的日本式九十度还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鸡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钟之久，我估计徐总没有听见，其实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辞，该怎样对我讲。甚至当主持的杨菲尔玛宣布请译者讲话的时候，我发现走到麦克风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我还在继续为情况的突变作合理的解释，也许考虑到翻译的质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专家吧？可徐总在我耳边那句显然是字斟句酌的话，我这才听出不协和音来。

“老先生，最好劝劝你的那位忘年交，不要沉湎在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乌托邦里啦！”

“怎么回事？徐总！”

“他应该到我公司去报到，而不是热衷于搞什么小区垃圾的综合利用。你再好的想法，你不切合实际，你就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不错，国家现在为每吨垃圾付出95元人民币，拉到郊区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这钱交给你，在小区建燃烧垃圾的锅炉，那就会使一大批人失业，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乡丢掉饭碗。然后，就算你建成焚烧炉，你向居民收他们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费，再要收他们用的热水费，看他们打不打破你的脑袋。再说，你控制住回收的纸张，玻璃，废金属，那些收破烂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这个丁丁是怎么啦？一门心思在垃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