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故事（第14/18页）

看样子，丁丁只好这样回答：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许多合作对象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也等于说，我丁丁应该感到荣幸，因此，我只有来不及接受的义务，哪有敢于拒绝你杨菲尔玛的权利。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蹶屁股，调转头，脚跟着地，咚咚咚地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扬扬地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人，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洒钱的人，那种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涌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的。”

就在这些抡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的周到，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我当作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车。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然后，他开着这辆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车，有意地绕这个垃圾山一周，让我欣赏一下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人类不自觉地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长城。而且，我还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来自城内的类似丁丁这样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的年青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真令人肃然起敬。也许丁丁给高田有司当过几天助手，对东京市垃圾的处理有些感性认识，看得出他和这些人显然很愉快地合作着。

然后，我们就挥别环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绍关于垃圾的危害性，那些三条腿的蛤蟆，两个脑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结果呀，接着批判我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回到他那永恒的主题上，你是作家，你要呐喊。

他像传教士那样开导我，首先，必须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须分类；其次，让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区里消化掉垃圾，尽量不制造污染。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住宅区，每天要产生240吨垃圾，通过焚烧，可以获得2880吨50°C以上的热水，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

“哦，天，你能不能暂时不谈垃圾？”

他挺顽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谈垃圾，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叹，也许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现在的年青人，这样不可理喻的偏执呢？那个杨菲尔玛，偏要造就一个政客，一步一步进入重要岗位，成为她们那个乡村俱乐部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个丁丁，忧天下之所忧，当然不是坏事，但也用不着放着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张目翻脸，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须这样剑拔弩张吗？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想一个即使不能两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趋于极端，谁也不能让一步的局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