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10/32页）

刚开始，那些监工让我担心。他们似乎过得不怎么好。他们都是混血儿，大多出生在这个国家，住在那排小小的混凝土房子里。监工和周围非洲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房子是混凝土的。非洲人普遍用茅草和枝条；混凝土代表着高贵。但是混凝土并非真正的屏障。监工们其实和非洲人住在一起。他们别无选择。我试着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作为混血儿，他们也许有更多要求。海边有个小镇。那儿的生活很不相同，但白天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天黑后更久。那里只适合短途旅行。在庄园工作就得在庄园生活，谁都知道不少监工的家人都是非洲人。不管他们在我们面前是怎样一副面孔，在混凝土房子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非洲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仅能猜想一二。

一天，我和一个监工开车去一片新棉花地，路上和他聊起他的生活。我们驾驶的是一辆路虎，那时已经离开土路，穿行在灌木丛中，躲避着泥泞的大水洼和倒下的树木的枯枝。我原以为会听到一些壮志未酬、命运不济的故事，以为会发现一些对有钱人、对外面世界的愤懑。可是没有。那监工觉得自己很幸福。他曾试过去葡萄牙生活，甚至试过去某个南非小镇生活，但他回来了。他用手腕击打着路虎的方向盘，说：“其他地方我都待不下去。”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事。你没法在葡萄牙做这事。”路虎和四轮驱动越野车对我来说还很新奇；驶离大路，穿过潮湿崎岖的灌木丛，仍能令我兴奋。但我觉得监工对这地方的生活更为赞赏；他的放弃并非像表面上那样，仅仅是因为性。当我再次看到监工们那些长了霉花的白色平房时，心里生起一股敬意。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不单是关于棉花、腰果和剑麻的知识，还有这里的人。

我熟悉了去城里的路。认识了沿途的锥形巨岩。每一座都有独特的形状，都是我的路标。有些突兀地拔地而起；有些底部有崩落的碎块；有些灰暗裸露，有些某一面生长着发黄的地衣；有些突出的部位风化成了碎片，长有植被，有时甚至长着一棵树。锥岩永远是新的。在庄园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再开车进城，永远像是冒险。那一个多钟头永远是新鲜的：殖民地商店，土气杂乱的橱窗，坐在店外等零活的非裔搬运工；铺了石板的街道，汽车、卡车和修车行；混杂的人群，守备部队里给这个地方带来些许奇异的欧洲气息的红脸膛的葡萄牙新兵。到目前为止守军人数还很少；军营也很小，普普通通，毫无气势，矮矮的白色或灰色的两层混凝土楼房，和城里的其他房子连成一片。有时会有新开张的咖啡馆可去，但咖啡馆在这儿开不久。新兵没有钱，而城里人宁可待在家里。

我们去的商店大多是葡萄牙人开的。有一两家是印度人开的。起先我害怕进去。我不愿意看见店员的表情，从而想起家乡和那些烦心事。可是没有，里面那家人丝毫没有将我当作同一种族的人。他们也接受了我在安娜祖国的新角色。似乎他们并不知道我曾经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也低着头，做着必须做的事。就这样，这地方又给了我——也给了那些监工——些许额外的自由，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去城外的海岸上，去小而简陋的葡萄牙周末餐厅，吃刚从海里捕上来的鱼和贝类，喝一点葡萄牙红酒或白酒。

我时常回想起到这儿的第一天所感受到的恐惧——那条路和那些行走的非洲人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我惊讶这片土地怎会如此驯服，如此毫无希望的景观怎会孕育出如此理性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从石头里榨出了鲜血。

六七十年前的情形恐怕大不相同，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刚来到这里，从政府手里接管了这一大片土地。当时，葡萄牙政府面对强大的英德两国及其大量移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急于将其声称拥有的非洲殖民地控制在手中。这座小城当时只是一个简陋之至的小小的海滨聚居区，住着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百余年种族混血的产物。通往内陆的道路只是一条泥土小径。所有东西都靠每小时前行两英里的马车运送。我现在一个小时能走完的路程，当时要走上两天。庄园的宅子很简陋，和非洲人的窝棚没多大区别，只不过用的材料是木头、瓦楞铁皮、钉子和金属铰链，一应物品都是从首府用船运来，再装上马车。没有电灯，没有防蚊铁丝网，没有水，除了屋顶流下的雨水。住在这里就意味着忍受这片土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忍受着天气和疾病，完全依赖当地人。很难想象。没有谁会真的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人能够想象自己丧失原本的心智，同样，后来的人也无法真正了解当年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判断。安娜的外祖父，以及他认识的所有人，也只会知道他们那时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许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