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3/88页）

“您尽管讲好啦，”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点点头说。“没任何条件，这样的气质值得称道。认识到它并且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人道主义……”

就这样，他们也算好说好散，结束了讨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最后摆出和解的姿态，自有充分的理由和原因：他的立场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一味地强硬下去绝不是什么上策；争论涉及男女关系的嫉妒，这个话题他可是把握不住；在一定的情况下，他本来不得不回答，鉴于自己的教育者身份，他与男性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社交场中的斗鸡公类型，因此强有力的佩佩尔科恩对他的朋友圈子的干扰，也就如同纳夫塔和舒舍夫人的干扰；末了儿，他也不能指望谈一谈话，就改变佩佩尔科恩这个人物的自然优势，消除其对自己学生发挥的人格影响，何况连他自己和他精神上的对手，也不是总能拒绝对此人甘拜下风哩。

对于这两位论战对手来说，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莫过于精神之风轻扬的时候。这时，一道散步的人的注意力完全让他俩的论争给吸引住了，他们真是既辞令华美，又慷慨激昂，话题尽管富有学术性，语气语调却好像涉及国计民生最紧迫的问题，有发言权的几乎就只他们俩，长时间争论的结果，那位在场的“大人物”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分量，因为他只能在一旁皱皱额头表示惊讶，语无伦次、支离破碎地嘲讽几句，敲敲边鼓罢了。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使他们感到压力，给他俩的谈话蒙上阴影，让它似乎失去了光泽，不知怎么就取走了它的精髓，以某种东西与它抗衡；这种情形不利于他俩的任何一方，使两人的矛盾变得无足轻重，黯然失色，是的，给了它一个——我们说得客气点吧——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判决。佩佩尔科恩的这一影响谁都感觉得出来，尽管他自己肯定并未意识到，或者只有上帝晓得他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知觉。或者试着换个说法：当有那位大人物走在他俩旁边的时候，他们你死我活的斗嘴斗智像是给磁铁吸引了似的，总会暗暗地，以地下的和不确定的方式牵扯到他的身上，因而也变得神经紧张紊乱。这个秘密完成的、让论战双方讨厌的过程，我们唯有作如此的描述。我们只能讲，如果没有皮特·佩佩尔科恩在场，论战肯定会进行得更加你死我活。例如纳夫塔就会捍卫他教会的本质是坚决、彻底地革命的这一信念，并以它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教条抗衡；后者却视教会这一历史力量为黑暗保守势力的保护神，相反却认为，只有从古典教育复兴的光荣时代诞生的启蒙、科学和进步的原则，能带来热爱生命、面向未来的变革和革新。塞特姆布里尼词藻华丽，眉飞色舞，努力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纳夫塔呢，则冷峻而尖刻，自称有责任阐明——阐明得也几乎不容人辩驳，教会乃是信仰和禁欲理念的体现，本质决定它远远不会结党营私，充当任何现存事物也就是世俗机构和国家法制的支撑，——相反，倒历来都旗帜鲜明地倡导激进彻底的革命和变革；一切一切自以为值得保存的事物，一切一切软弱的、怯懦的、保守的也即资产阶级企图保留的事物，国家和家庭也好，世俗的艺术与科学也好，所有这一切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与信仰和宗教背道而驰；宗教与生俱来的倾向和百折不回的目标，就在于瓦解所有现存的世俗机构和秩序，然后以理想的、共产主义的上帝之国为楷模，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

接着又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发言。天哪！他该知道从何说起吧。他道，真是可悲，竟把魔鬼撒旦的革命思想跟所有恶劣本能的大反叛搅混在了一起！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的革新爱好仅在于审讯、扼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用它那火刑堆的浓烟将其窒息；今天，教会通过代言人宣称自己乐于变革，理由是它的目标为以群氓的专政和野蛮，取代自由、教养和民主。唉，真的令人不寒而栗啊，这矛盾重重的推理，这层层推理的矛盾……

纳夫塔反驳道，他的对手在自己的发言中就不乏这样的矛盾和推理。他自封民主主义者，发起言来却少有民主和平等的气息，相反倒流露出该死的贵族老爷的傲慢，竟称负有代表民众实行专政天职的世界无产者为群氓。不过作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对教会的态度倒不该含含糊糊，必须勇敢地承认，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政治权力——最后的终极意义上的高贵，精神意义上的高贵。须知禁欲精神——要是允许反复使用同一个词，否定现世和毁灭现世的精神就是高贵本身，就是纯文化的贵族主义原则；它永远不可能是大众化的，在任何时代，从根本上讲，教会都不可能大众化。只须稍微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文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便会看清这一事实，这一强烈反感，它使得民众——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站在了教会精神的对立面，例如某些个僧侣，他们发现了民众富有诗人的幻想，就以近乎于马丁·路德的方式拿美酒、女人和诗歌对抗禁欲思想。所有世俗的英雄主义本能，整个的好战精神，再加上宫廷的诗歌，统统都或多或少地公开对抗宗教信仰，从而也反对僧侣阶级。因为，这一切与教会所代表的精神贵族相比较，统统都带有“世俗”和群氓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