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医学界（第8/12页）

古奇写道，第二天早晨，“我们10点钟起床，吃了丰盛的早餐，然后就各自分开了，姑娘们去排练歌剧，我去了解剖室，在那里一直到下午4点钟”。

每天早晨又开始了工作。“早晨6点我去医院，一直到下午6点，我至少有八个小时在病房里……观察、记录……有时一天要记15页。”小詹姆斯·杰克逊写道。他1833年春天几乎一直在和皮埃尔·路易一起工作。当时他们都在路易的指导下，包括梅森·沃伦。沃伦说有他的朋友在一起就够了，他为此“牺牲”了六个月，在路易的指导下工作。

1833年夏天，沃伦的父亲来信，让他“定下时间”回国，但这个年轻人觉得他几乎还没怎么开始学习呢。

三

19世纪中期，那些活动在巴黎的有名的老师和医学大师之中，没有人比皮埃尔·夏尔·亚历山大·路易更受美国学生们的尊敬，对美国学生影响更大的了。20多年来，他对美国医学生的鼓舞要超过任何其他的法国医生。

路易办事从来不为做秀；他没有什么迷人之处和耀眼的光芒；他永远也不会像加布里艾尔·安达拉那样让医学院的阶梯教室爆满；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人认为他“枯燥”。亨利·鲍迪奇记忆中，他对当老师好像不太适应，讲起课来有点笨口拙舌。不过，他是有实力的，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看病时头脑特别清楚，坚持在证据、“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就像霍姆斯所说，他教给学生“热爱真理”。

路易四十几岁，在巴黎完成学业之后到了俄罗斯，在那里行医七年。回国之后，他放弃了一般的行医，专门进行疾病研究。他娶了维克多·雨果的妹妹，这在许多学生眼中，也增加了他的分量。

他因对病人连续不断的问题、慢条斯理的仔细检查，还有没完没了的笔记而出名，同时也让人取笑。一天早晨，他看到霍姆斯在爱心医院巡查时记笔记，于是称赞道：“先生，你很努力，这，很好！”

他坚持“精确观察”，意思是仔细倾听病人的叙述，用听诊器仔细、系统地听诊。听诊器是法国医生勒内·雷奈克于1819年发明的，用来检查胸腔的工具。霍姆斯写道，听诊器“在当时几乎是新鲜的东西，我作为医学生的时候，任何一个医学教师都没有讲起过显微镜的使用”。

亨利·鲍迪奇说起路易时写道：“这位先生的头脑并不聪明。”

他具有那种观察和计算的精神，在病床边把病症查到最精确，然后考虑在各种情况下其不同的价值。（路易）是，他也希望被认为是，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并从所观察到的事实中推断出诊断疾病的规律。

霍姆斯非常乐于实践路易的方法。他一天花近五个小时坐在病人的床边，问问题，并在笔记本上记录。路易的主要兴趣是胸腔疾病，主攻当时人类主要的杀手——结核病。有时小詹姆斯·杰克逊也承认，路易对结核病的兴趣超过了治病救人。

路易个子很高，说话语调温和，长长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小眼镜，如果不坐在病床旁边，他在病房里走路很快。霍姆斯把他描写成一个“平静严肃又面带笑容，声音温和的”人。梅森·沃伦特别记得，经过了很长一段健康状况良好之后，他病了几天，路易来看望他。

像外科大夫韦尔博一样，路易偏爱美国学生；也像韦尔博一样，他特别看重美国学生中的几个佼佼者——杰克逊、沃伦、鲍迪奇和霍姆斯。杰克逊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他在霍乱肆行期间和路易一起工作，这更让他敬重路易。他开始把路易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父亲。路易后来也告诉老詹姆斯·杰克逊，他也把小詹姆斯看作儿子。

杰克逊决定，要在巴黎比原计划多逗留一段时间。路易鼓励他在科研上花更多的时间，他也希望这样。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说实话，一想到有一天我能把时间花在挣钱上，而不是探求真理上，我就充满了恐惧和战栗。”他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说。

一次有人对我说学生生活是最幸福的，我笑了。在行医的事业中我相信，我们的职业满足了人间的温情，让人有道德感——不过我得承认，如果客观情况允许，我应当愿意花上8~10年的时间来研究病理学和治疗学，希望能确立一些重要的真理……

我们生活在黑暗中，要花费许多时间来发现那些貌似真理的谬误，而不是得到有价值的真理……我相信在美国我们认为是公理的东西，许多并未得到证明。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在医学上要在许多点上对一个东西加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医学不值得像确切的科学那样加以研究，这是不对的。

路易写信给杰克逊的父亲，要求杰克逊在巴黎多待几年，致力于病理学研究。老杰克逊虽然完全赞同儿子的愿望，还是想让他回家。他在给路易的信中写道，这里需要杰克逊，“我们是一个干事情的民族，我们是全新的……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相比，人手太少，每一个青年一有能力就需要投入到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