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医学界（第10/12页）

对于那些在巴黎的美国人来说，拉法耶特的存在是一种闪着光环的象征，他的去世对他们来说是一大损失。对于许多像纳撒尼尔·威利斯这样的人来说，军人葬礼是虚伪的也是有辱拉法耶特名声的。威利斯正好回到巴黎短时间逗留，“他们把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像罪犯一样埋葬了，他的灵车前后都是刺刀，他自己的国家卫队被解除了武装，来的军队足可以攻下一座城池，‘平民国王’对辅佐他登上王位的那个人就是这样报答的！”

一个美国人愤愤不平地对威利斯说：“他们把自由和拉法耶特一起下葬了，我们在欧洲最后的希望和他一起死去了！”

1834年秋，梅森·沃伦注意到，从纽约、费城和美国其他地方来到巴黎学医的“优秀青年”越来越多。他自豪地补充说，在所有的学生中，“美国人和其他国家来的人一样优秀，他们不比任何人差……”

到了1835年初，沃伦兴奋地报告说，路易医生讲课的灵活性提高了，现在“一大帮”学生跟着他。路易被人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学生的原因，对他的“价值”的认可一直到后来。阿考利特像沃伦、鲍迪奇和霍姆斯一样，把消息传回到波士顿和其他地方——鲍迪奇已经在把路易的一本有关伤寒病的主要著作翻译成英文。

鲍迪奇于1834年出发回波士顿，比计划的要早。他给家里寄了一封信说，他和他的英格兰恋人奥丽维娅·雅德莉准备结婚了。他父亲回信让他必须立即独自一人回家。

梅森·沃伦是1835年离开巴黎的。除了中间零碎去过欧洲的其他地方之外，他在巴黎几乎三年了。

霍姆斯已经在巴黎待了两年多了。他不断写信，要求父母再让他在巴黎多待一些时间。主要是钱的问题，他知道这意味着家里要“紧一紧”，不过他坚持认为他的事业是崇高的。然而，他的请求没有结果。1835年秋，他不情愿地离开了巴黎。

同时，更多的美国学生不断到来，包括另一个波士顿人。他注定会在医学事业上有所作为。乔治·珊塔克开始在路易的指导下学习。路易非常看重他，把自己有关黄热病的著作交由他翻译。珊塔克于1838年鼓励查尔斯·萨姆纳加入到“医学界”来，和他们一起进行上午的医院巡查，并以此纳入到萨姆纳自己制订的博学计划中来。

萨姆纳在索邦学院的学习囊括了从希腊历史、民法到地质学的所有东西。他很愿意有机会接触医学。以他6.2英尺的身高，在巡查时他可以从大家的头顶上看过去，没有什么困难。

在慈善医院跟随着阿尔弗雷德·韦尔博，萨姆纳看到老师和学生们在见到“各种伤痛、肿胀和痛苦的抱怨”时“平静面对”。他写道：“保佑科学吧，它把人们用知识武装起来，坚定地面对人类各种各样的痛苦！”皮埃尔·路易特别让萨姆纳有所触动的是，他热爱科学的精神。

法国的医院和法国的医疗方法给萨姆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他未来的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而他在索邦学院所见到的对他的未来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萨姆纳在日志中记录，1838年1月20日，星期六，他在索邦学院听了关于赫拉克勒特的哲学理论的一场讲座，讲座是阿道斐·玛丽·德考华讲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头发灰白，语速很慢。

“他的听众很多，”萨姆纳写道，“我注意到学生中有两个黑人，也许是混血儿，有三分之二的黑人血统，他们穿着时髦，有着年轻人春风得意的神情……”他仔细观察，别的学生对黑人学生“很接受”，他注意到：

他们站在年轻人中间，肤色对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我对此很高兴，尽管作为一个美国人，从印象上来说感觉有些奇怪。那时我感到，美国人中自由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的结果。

对萨姆纳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觉醒。在这之前，他没有对黑人的生活表现出一点儿兴趣，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他在几年前去华盛顿，坐火车穿过了马里兰州，第一次见到了奴隶。他们在田野里干活，他在日志中表示出了对他们的蔑视：“他们似乎就是能动的一堆堆的肉，比畜生的智力高不了多少。”现在他再也不这么想了。

萨姆纳的觉醒不是一下子出现的——美国人对于种族的态度也是教育的结果，不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一旦觉醒了，其结果是很深远的。的确，这些美国人要从巴黎“带回国”的东西中，有新学的专业技能、新思想、新的看事情的方法，对种族的看法同样重要。

像许多人一样，萨姆纳也希望能在巴黎多待些日子。在1838年春，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他写信表达了他的遗憾：“有上千件的事情是我想干的、学的、研究的，结果没干、没学，也没有研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补充道：“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这么热爱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