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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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贡那天早晨，我驾车送将军去国家警察总局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望，在廊道尽头。我将选定撤离西贡的五名警官单独召到办公室谈话。“今晚就走？”中校瞪大眼睛，含着泪，紧张问道。“是的。”“我的父母呢？我的岳父岳母呢？”特别喜欢光顾堤岸几家中餐馆的酒仙少校问道。“不能带上他们。”“兄弟姐妹、侄女侄儿呢？”“不能带上他们。”“管家、保姆呢？”“不能带上他们。”“行李箱、衣物、收藏的瓷器呢？”“不能带上它们。”因为性病走路有点瘸的上尉威胁说，要是我不多给他留几个位置，他就自杀。我将左轮手枪递给他，他灰溜溜地走了。对比之下，两个年轻中尉感恩戴德，毕竟他们靠父母的关系才得到现在的好职位，两人诚惶诚恐，如同木偶一个劲哈腰点头。

谈完最后一个警官，我关上办公室门。远处，炮声隆隆，窗户被震得咔咔作响。东边，长平弹药库被敌方炮弹击中爆炸，浓烟滚滚。我感到有必要明悲暗喜一番，于是，取出放在抽屉里的一瓶还剩五分之一、几盎司多的占边波本威士忌。可怜母亲若在世，会劝我：“别喝这么多，儿子，对你身体没有好处。”真的吗，妈妈？潜伏在将军身边，处境凶险莫测。大凡像我这种人，一旦有让神经松弛减压的机会，都不会放过。我喝完威士忌后又驾车送将军回别墅。一路上，风狂雨骤。雨水像迸出的羊水，自城市上空倾泻而下，这是雨季将至的征兆。有人指望雨季能拖住北越军队的进攻步伐。但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我没吃晚饭，而是赶紧将要带走的物品装进帆布背包，包括盥洗用品，在洛杉矶杰西潘尼百货连锁店买的一条斜纹棉布长裤和一件格子棉布衬衣，一双懒汉鞋，三套换洗内衣，一把在专销赃物的黑市上买的电动牙刷，有母亲照片的相框，几个装有在越南、美国拍的照片的信封，一台柯达相机以及《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

背包是克劳德在我从西方学院毕业时送的。所有物品里，它最为实用：既可以当背包，也可以用一根带子将它左右上下系好捆牢，当作拎包。包的生产商位于美国新英格兰，颇有口碑。包由几块棕色软革拼接而成，散发出难以名状、浓郁的混合气味：有秋季树叶气味，有烤龙虾气味，有寄宿学校男生的汗味与遗精味。它的侧边有一块印有我名字首字母的标牌，但最特别的是包底的秘密夹层。“每个男人的行李包都应该有这样的夹层。”克劳德说过，“不定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克劳德不知道，我将美乐时微型相机藏在了夹层。微型相机是敏给我的礼物，价格是我的几倍年薪。我用它偷拍了能接触到的某些机密文件，它或许今后还会发挥作用。最后，我清理剩下的书和唱片，多数是我在美国买的，上面都留下了我回忆的指纹。背包已装不下埃尔维斯、迪伦的唱片，福克纳、吐温的书。即便可以重新买过，在装书和唱片的盒子上写敏的名字时，我的心情难以轻松：它们都太过沉重，和我的吉他一样。我离开房间时，它的共鸣箱正对着我，像一张满是哀怨的脸。

收拾完行装，我开将军的雪铁龙去接邦。把守各关卡的宪兵见我车上的将星标识，均挥手放行。我要去河对岸。河道污秽不堪，两岸到处搭建着破破烂烂的棚屋，住着乡下逃难上来的农民。他们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已被纵火狂式的军人和操控轰炸机的不折不扣的纵火犯摧毁。我驶过一大片杂乱无序的棚屋，进入四号地区腹地。邦和敏已在啤酒屋等候。我记不清我们三人在这里醉过多少回。每张桌子坐满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的枪搁在凳子底下。他们的头发被下手凶狠的军队理发师理得很短，短到颅盖骨线清晰可见，这是刻意所为，他们一旦头部受伤，这种发式利于处理伤口。我刚坐下，邦便给我倒了一杯啤酒，但没允我马上喝掉，说喝酒得先找个理由。“为了重逢，”他举起酒杯说道，“为我们在菲律宾重逢干杯！”我纠正不在菲律宾，而是在关岛，因为马科斯(10)这个独裁者已厌烦难民，不再接收了。邦呜呜囔囔，酒杯在前额上磨来蹭去。“我本以为，情况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他说道，“可现在连菲律宾人都瞧不起我们，是吧？”“谈什么菲律宾。”敏说道，“来，为在关岛重逢干杯。”“他们说，关岛是美国生活的开始。也是国内日子的终结。”邦低声道。

邦不像敏和我，他打心里爱这个被称为共和的国家，自发上战场打仗。他父亲曾是村长，当地干部撺掇他父亲跪在村里坪上进行所谓自我解剖，并将一粒子弹送进了他父亲的耳根。从那以后，邦恨透了越共。如今，假设听凭他自己决断，他无疑会日本武士道般血战到底，也许还会开枪自我了结。因此，敏和我一直劝他，多为妻子和孩子着想。“去美国不是逃跑，”我俩说明，“而是战略撤退。”还告诉他，敏及其家人明天也会撤离西贡。当然，这是骗他。敏将留在西贡，见证邦憎恨的越共解放这座城市。敏细长的手指用力抓着邦的一只肩膀，说道：“即便战争败了，即便国家没了，我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他望着我，眼里噙着泪。“我们兄弟情谊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