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67/78页）

编辑挤到了中间，盛出两大碗冒热气的肉。递给了我一碗。

“接着，吃吧，长胖点！”他说话简洁明快。用词造句的水平趋于完美。他有一点聋，和原来在比亚韦斯托克的一个记者住在一起，这个记者是个完全的聋子。他们那间房子里充满一种不安的嗡嗡声，像乱飞的牛虻似的。

我把羹匙慢慢插进马铃薯烧牛肉，细心挑肉。我已经不是饿得饥不择食了。因为格仑瓦尔德战役，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升马铃薯烧牛肉，加了调味汤汁。

“你知道，我就喜欢待在屋子里面。”我对编辑说。他把打字机和油印机推到窗户前面，舌头发出声响，准备享受美食。我接着说：“可以把书都摆出来，夜里把裤子挂在椅子上，在床上睡觉。一个人待在屋里呀，那才叫舒服呐！”

“或者两个人！”编辑粗声道。

“跟第二个人？”我咧着嘴说，感到厌烦。

“我的意思是跟一个姑娘。你和一个女的搭话，我看见了！”

“有什么奇怪的呢？熬过了集中营，也该这么着了吧？”

编辑是在一九四四年华沙起义之后被关进集中营的，就在婚后不久。

“也许我会和她逃到西方去。”

他放下羹匙，翻着眼睛看我。

“嘿，你看，”他开玩笑说，“你就知道逃跑！狗崽子，诗也不要了，书也不要了吗？你不怕外面的世界吗？要是挨饿怎么办？”

我感觉受到羞辱，推开饭碗，把脸朝向窗户。在碎裂的玻璃上，阳光化成彩虹一般的、孔雀翎般的色彩。

“喂，别泄气。”编辑站了起来，抚摸了我的脸一下，“上帝啊，我跟你在一起。我这个样子，是你造成的嘛。这次抢肉行动，你参加啦？”

“参加了。”我很不情愿地嘟囔，“你可以写文章。一定引起轰动的！”

“发生真正轰动的事，是用不着媒体的，我亲爱的小青年。何况，托卡莱克神父是不会允许报道的。因为我们是政府的报纸！”

他掰下一小块面包，蘸了点肉汁。

“你逃跑成功了？”

“当兵的放过了我。会英文走遍天下。我对这些美国牛仔说，我是普通人，偶然到了那儿，又说了说自己的经历。他们连连点头，有一个还向我伸出手来。你知道斯泰芬吗？”我问，“在集中营当营房长的？”

“那个癞货吗？我就在他那个营房里，最狠毒的。”

“一个恶棍，”我说得刻薄，“他打人，为党卫队效劳，就是要当室长，要戴上袖章。把他派到小分队的时候，他是无精打采的。做样子连三天也没有顶下来。不是当狱卒的料。”

编辑连连点头。他倾斜饭碗，喝了里面的汤汁。

“可以说，”在喝完一口之后喝第二口之间，拉长声音，带着维尔诺口音说，“你有点不喜欢他。”

“但是他善于随遇而安。大家骂他恶棍、匪徒，特别是骂他上校。他说，是的，为了这些上校和指挥官，我是打过人，偷过东西。但是，今天，我不是不打、不偷了吗？我要是不帮助他们，他们早就死在集中营里了。他这话引来一阵嘲笑乱骂。”

“听说没有把他圈起来。”

“第一上校让他选择：或者在地下室牢房禁闭，或者驱逐出营。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大主教一直听着。斯泰芬搂住那个德国女人，向她道歉，带着她一起离开了集中营。”

“当着大主教的面？真是个下流的东西！在他眼里，整个军队都是可疑的。”他舔干净羹匙，用纸擦干净饭碗，随手把废纸扔在窗外，把饭碗放在柜子里，把柜子稳妥关好，用手绢擦了嘴唇，把手绢放在衣袋里，把窗下的打字机放到原来的地方——这才算做好出去的准备，说：

“走，到剧院去。有两张票。亚努什，”他指另外那个人，聋子，“到上尉那儿去打桥牌去了。有一个人从第二团部来了，也许把咱们带到意大利去。可是得守秘密。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到那儿去。他们在那儿打牌，是雷打不动的。大主教动不了他们，连大检查也动不了他们。”

于是他拿走我手里的书，把我推到门外，又打量了我一遍，似乎有点疑心。他不喜欢有人悄悄地把印刷品拿出去。他细心把门锁好，又敲了敲邻居的门，然后投入烟雾之中——烟雾在关好的窗口盘旋，像浓密的羊毛似的弥漫于房间。肮脏的地板上有几个碗，碗里还有没吃完的马铃薯烧牛肉，一定是留着晚上吃的。编辑把钥匙扔在桌子上，一句话没说，走出了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