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54/78页）

“你以为，这样的壕沟没有什么意思吗？”我对罗麦克说，他是来自腊多姆城下的游击队员，两年来在集中营为德国人建造的正是他在波兰所破坏的建筑物。这个可恶的集中营在符腾堡一块丘陵地的一小片草地边缘上开始建造，从那时起，我就和他一起干活，现在挖沟也算得上配合默契了。他用十字镐挖下软泥，我用铲子尖把这软泥抛到泥墙墙顶上去。累了的时候，他就懒懒地倚着十字镐，我靠着壕沟潮湿的沟壁，或者坐在巧妙放置的铁锹把上。该我坐一会儿的时候，他就靠在沟壁上。从远处看，好像在这沟里有一个人在慢慢地干活，但是干得有劲头，不休息。

“挖沟是为什么呢？”罗麦克接过话头，靠在十字镐上。我们每天想方设法找话题，接着围绕它谈一整天，话题差不多是和吃饭一样重要的。“土都抛上去了，行了。把它弄完了，咱们继续走。”他说话合着十字镐动作的节奏，“不用搬运铁轨和枕木，像华沙起义1944年8月1日到10月2日，华沙五万名抵抗运动成员发动反德暴动，被德军镇压。起义失败后，纳粹德国有步骤、按计划几乎彻底破坏摧毁了波兰的首都，起义者死伤惨重，大批华沙市民被投入集中营。那些弟兄。守着铁锹和十字镐，我还能经受下去。不过，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不要绕圈子。”

他望了望地平线。他有一双褪了色的蓝眼睛，一张十分消瘦的善良的脸，颧骨很明显。

“连太阳也看不见。”他说，心绪不佳，“你看呢，要下雨了吗？”

他蜷缩在沟壁下泥土中细心挖出来的龛穴里，那儿干燥，比较温暖。壕沟上方刮着一阵一阵的秋风，在高空不安地驱赶着一团一团饱含雨水的云朵，但下面却是宁静的。

“要下雨就下吧，”我心不在焉地说，“这也不是新鲜事了。你瞧这壕沟，咱们开始挖的，到现在有一千多个岁数大的人没了，还有不知道从哪些集中营里来的人。他们见过不止一个集中营吧。”

在沉默中，我两次挥动铁锹，止住了上面的土堆墙滚下来的土块。

“咱们挖了水沟，晒了一点太阳，下了一点雨水，沟又塌下来一点——人就剩下一半了。可是那边，”我用头部示意壕沟拐弯那边，我们一组其他的人在那边干活，都是华沙起义失败后被送到这儿来的，“不知道活着的还有没有一半。听说，每个昨天搬运尸体的人得到两个面包，一共搬了装在箱子里的五十具尸体。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沼泽地淹死了。所以昨天点名站了那么久的时间，我们放在营房里的汤都凉了。”

往日的游击队员从壁龛中探出身子，拿起十字镐。

“不是两个，不是两个面包；只有搬运尸体的才得到半个面包，还奖励一点黄油。你知道，那儿那些你说的起义者，我就不同情他们。不是我叫他们到这儿来的，他们是自愿的。志愿者嘛，战争都快结束的时候自愿来修建集中营，展开工业化呀。”他恶狠狠地讽刺说，算是骂完了。

“大概整一条沟都整理完了，因为听不见他们为政治争论不休。一定是走远了。从一大早就卖力气干活，傻子似的，都心想着巴奇长官给他们一点面包皮。”

“怎么，给啊！你别怕，我们这个克罗地亚看守看得细、会计算，给的东西大概是一根大香肠！他有他的一套办法，会哄人去干活，似乎不打人，用面包皮引诱。会弄圈套，你一个傻瓜，干活就是了。想找死的，就等着面包皮吧。我宁可少吃，也不愿意干活。”

“为了一个完整的面包死命干活，却只能吃一小块面包皮。”我刻薄地强调，“我也许要拔甜菜去。也许可以少吃一点，不是吗？正好长官到村里去了。”

“当然，那就请吧。轮到你了。昨天是我拔的，前天也是。可是你得警惕组长，他在集中营旁边转悠呢。”罗麦克提醒，“拿两个吧，也许能有点用。傻瓜不少，谁也别给。”

“还能有谁！那个老头一定会来的。他一般不愿意把面包吃完，而是吞下绿草叶子什么的。没有他不吃的东西！苦苣菜、野蒜、草地里的野芫荽。我跟你说，他会吃死的。”

我小心翼翼地把铁锹插在地里，以防止它倒下沾上泥水，然后悄悄沿着布满刚刚下过雨水的水洼的壕沟爬行。

此行的要点是，不能拔近在眼前田地里的甜菜疙瘩，而是从另外一片土地，靠近拖拉机，靠近推拉装满泥土的小车的嘈杂的人们，靠近像上了钩的鱼一样紧张的组长，还有因为无聊而有时对着人开枪的警卫。因为甜菜被拔，有人必定受到处罚，而符腾堡安静的村民有什么罪过呢？一大群集中营囚犯忽然来到他们的土地，在从斯图加特到巴林根一线组成了小集中营，要从石头里打出油来。他们已经忍受多时：我们在他们很少的草地上挖掘，在牧场上建造军需厂，托德劳动大军的士兵和长官兴致勃勃地在他们的菜园和果园里锄草，尤其是因为当地的成年男子现在都上了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