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53/78页）

从仓库屋顶可以看到燃烧的火堆和开足马力运转的焚尸炉，一览无余。人群走到里边，脱去衣服，然后，党卫队员迅速关上房门和窗户，紧紧拧死螺丝钉栓。几分钟的时间，还不够给一张毛毡涂完沥青——几分钟后，他们打开窗户和房门，通风。特别行动队来到，拉出尸体，投进火坑。就这样，从清晨到深夜。

有时候，把这样运来的一批人用毒气处理完毕之后，又运来一批病人。毒气处理法不合算，于是让他们脱光衣服，或者由指挥官摩尔开枪射击处决，或者推进火坑直接烧死。

有一次，运来了一个年轻的妇女，她不想离开母亲。她们被迫脱去衣服，母亲先被带走。那个押送女儿的人，被她肉体的绝美震撼，站住了，在极度惊异之中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看到这个人性的、纯朴的姿态，这位妇女后退了一步。她的脸发红，抓住他的手：

“你说，他们要对我怎么样？”

“你要勇敢。”这个人回答，没有缩回手。

“我是勇敢的！你看，对着你，我不害羞！你说！”

“你记住，勇敢些。走吧，我带领你，什么也不要看。”

他一只手拉着她，另外一只手挡住她的眼睛。烧焦脂肪的噼啪声和怪味、火坑里的热气吓得她魂不附体，她挣扎。这个人轻轻按下她的头，露出脖子。就在这时，指挥官开枪，几乎没有瞄准。这个人把那个女人推进了火坑，听见她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叫声。

波斯集市、吉卜赛营、女营都塞满了从行走的人们中间挑选出来的妇女。这时候，在波斯集市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集中营，我们称之为墨西哥。这个营也还没有最后完工，同样设立了营房长小屋，装电灯，安玻璃。

每日活动照旧。人们走出车厢，行走——走这条路，那条路。

集中营内部的人也有操心的事：等着家里的邮包和书信，为朋友和情人“办货”，到处打听消息。夜以继日，阴晴交替。

夏天完结的时候，火车不再开来。被送进焚尸炉的人也越来越少。集中营里当然开始感觉到某种空荡，慢慢也习惯了。而且还传来了其他的重要消息：苏联开始反攻，华沙到处发生起义、战火燃烧；离开集中营的输送列车每天开走，向西走去，前途不明，大概是在走向新的瘟疫和死亡；还有几个焚尸炉在造反，特别行动队员开始逃跑，逃跑的下场是逃跑者都被枪毙。

然后，命运把人从集中营抛向集中营，没有羹匙，没有饭碗，没有擦拭身体的破布。

人的记忆只保存形象。今天，每逢我想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就看到颜色斑驳陆离的人群，他们郑重地向前奔赴——在这条路，或那条路；就看到低头站在火坑边缘上的那个妇女，看到营房昏黑内部的褐发姑娘：她再也没有耐心了，冲我呼喊：

“恶人受惩罚不受？按人情事理，一定要受惩罚！”

还看见豁牙的犹太人，他每天晚上到我的床头，抬起头来，问同一个问题：

“今天你收到包裹没有？把鸡蛋卖给米尔卡，行不？我给你马克。她就爱吃鸡蛋……”

起义者之死

隔着一条狭长的草地，靠近壕沟，就是一片种满了甜菜的田地。抬头观望从沟底铲出、投到地面上的又黏又湿的泥土堆成的低矮的土垒墙外面，可以看到几乎唾手可得、绿绿的、厚实的甜菜叶子，叶子下面是白色的、有粉色筋脉的甜菜根茎疙瘩，在潮湿的泥土里膨胀。田地向山坡方向延伸，在大墙般的黑色树林前面终止，树林被笼罩在淡淡的雾霭当中。树林边缘有一个警卫。他身上冒出一个可笑的枪托，像丹麦长柄卡宾枪的枪托似的。左面几十米远的地方，在低矮的李子树下，坐着另外一名警卫，身上裹着灰色的航空斗篷，从遮到眼睛上方的钢盔下面望着谷地，像看守着一个澡盆盆底一样。

在山坡远处，树林和小柳树混合起来，在突然显得活跃的小河和穿过平原的公路之间，巨大的拖拉机正在用铲子平整泥土，那泥土是挖掘机挖开，又由一排人力推拉的小车从下面运到这儿来的。那儿不安全、嘈杂、拥挤。苦工们推动手推车、搬运枕木和铁轨，撕开草皮，遮盖建筑物，而那里的地基刚刚由拖拉机平整好。在“澡盆”地面上，我们挖沟。这条沟原计划按时完成，因为光照充足，树下到处都是被风吹落的熟透了的李子；但是，在下雨的时候，沟沿就开始往下掉土，甚至有完全塌方的危险；而且，集中营命令我们向着水管垂直地而不是倾斜地挖壕沟沟壁，他们未料到，挪威人接到命令在水渠中把水管架设到壕沟上方，但在架设了起初的十公里他们就都死光了。于是很快命令我们搬运铁轨和拉走似乎因上帝偶然吩咐而混乱放置在车站的钢条，又驱赶我们到洼地去修整水沟，而这条壕沟正好从甜菜地旁边经过——经过得很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