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50/78页）

从远处看，这些妇女面目模糊，根本看不出年龄，仅仅是白点和粉笔画的形体。

波斯集市是没有完工的集中营。华格纳分队在这儿建造碎石路，使用一架很大的压路机。其他人在排水沟和比尔克瑙全部区域新安装的浴室干活。另一批人为本区的福利设备忙碌：搬运锅盖、毯子、餐具，在党卫队头目指挥下送进储藏室。当然，这些东西的一部分立即流向营里去，分给在那儿干活的人。这些锅盖、毯子和餐具都太有利可图了，所以有人偷窃。

整个波斯集市，那些营房长官小屋的顶棚，全都由我和伙计们盖建好了。这样做不是因为有命令，也不是出于慈悲心，我们是用私自拿来的毛毡和煤焦油搭顶棚的。也不是出于和老号码，亦即在这儿承担一切工作的女营医务员们的交情。每一卷毛毡、每一块煤焦油，营房长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还得付出代价给营长、指挥官、营里的贵客。偿付的方式各不相同：黄金、食品、营房里的女人或者干脆用自己的躯体，要看情况而定。

和我们建造屋顶一样，电工供电、木匠建造小屋和其中的家具，用的都是私拿的材料；泥瓦匠运来偷盗的铁炉子，安在该安装的地方。

这时候，我看懂了这个奇怪的集中营的面貌。早晨，我们来到集中营大门，推着板车，上面装着毛毡和煤焦油。门口有女警卫把守，都是肥臀金发，穿高筒皮靴。金发女警卫检查我们，放行进去。她们中间不止一人在泥瓦匠和木匠当中有相好的，在没有完工的浴室或者营房长官小屋里一起睡觉。

然后，我们来到集中营深处，某些营房之间，找一个地方升火，融化沥青。女人们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她们索要铅笔刀、手绢、羹匙、铅笔、几张纸、鞋带、面包。

“你们是男人，有办法，”她们说，“你们长时间在这个集中营里住，没有死。你们肯定什么都有。为什么不分给我们一点呢？”

我们把身上带的细小东西都散发给了她们，把衣袋翻出来给她们看，表示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脱下汗衫给了她们。到后来，我们来的时候，衣袋都是空的，什么也拿不出来了。

从另外一个路段，向左二十米的地方看，这些女人并不都是一样的。

她们中间有小姑娘，头发没有被剪掉，仿佛《最后的审判》油画里的小天使。这些少女傲慢地瞧着围住我们的女人，鄙夷地望着我们这些粗野的男人。有些已婚的女人在绝望中打听已经死去的丈夫的消息，有些母亲在我们这儿寻找自己孩子的线索。

“我们这儿太凄惨，太冷，我们饿极了。”她们哭泣，“他们好一点吧？”

“有正义的上帝，他们肯定好一点的。”我们郑重回答，没有常见的嘲讽挖苦的口气。

“肯定没死吧？”妇女们望着我们的眼睛，问道，很焦急。

我们没有回答，走开了，赶紧去干活。

波斯集市的营房长都是斯洛伐克妇女，懂得这些女人的语言。这些女孩子在集中营两三年了。她们记得女营的初期情况：女人尸体摆放在营房墙下，因为没有及时从医院病床抬走而腐烂，营房里到处都是大堆大堆的粪便。

虽然外表粗糙，她们还保存着女人的温柔和善良。她们肯定是有情人的，也偷过人造黄油和罐头，因为以货易货，得偿还别人拿来的毯子或者衣服，但是……

但是我记得米尔卡，一个矮小敦实的姑娘，穿粉色衣服。

她的小屋全涂成了粉色，小小的窗帘也是粉色的，窗口对着营房。小屋里的光线给她脸上带来粉色的光辉，她一张脸好像是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巾。我们分队里一个满嘴烂牙的犹太人爱上了她。这个犹太人为她买了从整个集中营收集来的鸡蛋，用软布包好，透过刺铁丝网轻轻扔给她。他时常和她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不理睬女党卫队员的监督，不理睬我们的头目，这个头目在旁边巡逻，穿着夏季的白制服，腰上别着一把巨大的手枪。

一天，米尔卡跑着到了一个屋顶下面，我们当时正在上面铺毛毡。她向这个犹太人招手，对我喊道：

“下来！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们从屋顶上顺着营房门下来。她抓住我们的手，把我们拉到她小屋里去。到了几张床中间，她指着一堆彩色被子上面的一个婴儿，急切地说：

“你们看，这孩子快死了！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怎么一下子就病了呢？”

这个孩子睡得很不安稳。好像金色相框里的一朵玫瑰花：发烧的脸颊和像光环一样的一圈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