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49/78页）

我们是在春天建造足球场的。在建造完毕之前，就开始在窗户下面种花，在营房旁边用碎砖头码出弯弯曲曲的红色装饰线条；还栽种了菠菜、莴苣、向日葵和大蒜；把足球场用剩下的草坪拿来铺出小块的草地，每天用大桶从集中营运来的洗浴间废水浇灌。

当灌溉的花卉长高的时候，我们的足球场建造完毕。

现在花卉是自生自灭，病人躺在床上，我们玩足球。每天分发完晚餐之后，愿意来的都到球场来踢球。其他的人来到刺铁丝网下面，隔着整个车站和女营的人说话。

有一次我当守门员。那是星期天，一群医务员和正在康复的病人围着球场观看，有人在后面快跑，追某一个人，肯定是来看球的。我守球门，背对着车站。球忽然出界，一直滚到围栏旁边。我跑去捡球。拿起球来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车站。

这个时候，正好有一列火车到站。开始有人从火车车厢里下来，向小树林方向走。从远处看，只看见斑斑点点的外衣。显然，妇女已经穿上了夏天的服装，在这个季节里是首次看见。男人们脱下外套，露出白色衣领。他们行进缓慢，从车厢里新下来的人陆续加入。他们终于在那边停步。人们坐在草地上，望着我们这边。捡回球后，我把它踢进球场。球员们踢来踢去，又以弧线形落在大门前。我往角落里踢了它一脚，球滚到草地上，我又去捡球。我站起来一看，顿时万分惊骇：车站已经空无一人。那身穿彩色夏装的人群，连一个人也没有留下来。列车也开走了。栏杆外面重又站满了医护员，向对面的女孩子们大声问候，她们也从车站的另外一边高声回应。

我夹着球回来了。在两次角球之间的时间里，在我的背后，有三千人被送进了毒气室。

在以后的时间里，人们开始沿着两条路走向小树林：一条从车站直接走，一条沿着我们医院另外一侧的那条路走。两条路都通向焚尸炉，但是有些人有幸走得更远一点，到澡堂子；这不仅仅指洗澡、灭虱、理发和发给新的涂油彩的囚衣，而且还意味着生命。当然是指集中营里的生命，但这是生命。

早晨我起床后洗地板的时候，人们就在走动，这一条路，或者那一条路。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拿着包裹。

我坐下吃早饭——比在家里吃得好——的时候，人们在走动，这条路，或者那条路。楼房里阳光充足，我们完全打开门窗，向地板洒水除尘。下午从商店里拿来邮件，那是早晨从集中营总局运来的。文书分发信件；医生包扎创伤，打针注射，但是，整个营房只有一个皮下注射针头。在温暖的晚间，我坐在营房门口阅读皮埃尔·洛蒂的《我的兄弟伊夫》——人们正在走动，这条路，那条路。

夜间，我走到营房前面，黑暗中，刺铁丝网上面的灯发出亮光。道路在黑暗中消失，但是我听到了远处几千人清晰的说话声——人们在不断走动。树林上方蹿出火焰，照亮天空，火光升天的时候，传来了人们呼叫的声音。

我眺望深夜，麻木，一语不发，一动不动。我整个躯体内部在抖动、翻腾，但我没有参与。我已经控制不了我的躯体，但是感受到了它的每一次颤抖。我是镇静的，但是躯体欲罢不能。

不久以后，我从医院走到集中营。白天听说了很多重大的消息，联军在法国海岸登陆；俄国战线正在向西推进，临近华沙。

但是，在我们这儿，在比尔克瑙，无论白天黑夜，车站都有满载男女老幼的长长列车等着。车门打开，人们开始行走——这条路，那条路。

和我们劳动营并列的是没有人住、没有完工的C区，只完成了营房及其周围通电的铁丝网，但是屋顶上没有油毡，有些营房没有木床。因为有三层的木床，比尔克瑙集中营的一个营房可以容纳五百人。在C区，向这些营房塞进一千个或者更多的年轻女子，都是从那些走动的人中挑出来的。二十八个营房，三万多名妇女。这些妇女的头发被从根上剃光，穿上没有袖子的夏装，没有内衣，没有羹匙，没有饭碗，连一块擦手的破布都没有。比尔克瑙位于山脚下的湿地上。白天，空气清明，可以清晰地望见山峦。早晨，山峦沉入浓雾，看上去像盖满白霜，因为山里十分清冷，又布满雾霭。在酷热的白天，山峦令我们感到凉爽，但是这些妇女，在右边二十米远的地方，从早晨五点钟就站在那里等着点名，冷得浑身发紫，互相依偎，像松鸡一样。

我们把这个集中营叫波斯集市。在温暖明丽的日子，妇女们走出营房，在各营房之间的宽阔通道上缓步挪动。彩色的夏装和遮盖剃光头发头部的鲜艳头巾，从远处看去，造成色彩缤纷、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的集市的印象。因为富有异国情调，所以叫它波斯集市也算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