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33/78页）

“站住！站住！”一个党卫队员从远处呼喊，“站住！站住！嘿，他妈的！”

他们拖来一个穿燕尾服、肩头扎着绷带的老人。老人的头擦在卵石子儿上、石头块上，呻吟着，不断单调地唠叨：“我要跟司令官先生谈谈。”他一直以老年人特有的顽固脾气重复这句话。他被扔在卡车上，有人踩了他一脚，他虽然快死了，却依然哼哼着：“我要跟司令官……”

“老东西，喂，安静！”一个青年党卫队员冲他嚷，哈哈大笑，“过半个钟头你就跟最伟大的司令官谈话了！别忘了说声：‘希特勒万岁！’”

又有几个人送来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姑娘。他们抓住了她的双手和唯一的一条腿。那姑娘满面泪水，痛苦地呻吟：“先生们，痛啊，痛哟……”他们也把她塞在卡车上的死尸中间。她就要跟死人一块儿被活活烧成黑烟了。

夜晚降临，凉爽宜人，星光闪烁。我们躺在铁轨上，万籁俱寂。高高的电线杆子上，灯泡发出暗红的光芒，光环之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堕入黑暗一步，人就会消失，一去不返。可是，岗哨的眼睛明察秋毫，自动步枪随时可以射击。

“换来皮鞋没有？”亨利问我。

“没有。”

“为什么？”

“伙计，我干腻了，腻到家了！”

“刚接一次输送车就腻了吗？你想想吧，我，从圣诞节到现在经手过的人，恐怕有一百万了吧。最头痛的是从巴黎郊区来的输送列车，总是要遇见熟人。”

“那你跟他们说什么呢？”

“说他们先去洗澡，以后我会去集中营看望他们。换了你，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哑口无言。我们喝加烧酒的咖啡。有人打开一罐可可，加上白糖。可可粘手，而且糊嘴。我们又喝咖啡，又喝烧酒。

“亨利，咱们还等什么呀？”

“可能还有一班车。也说不定。”

“就是来，我也不去卸了。干不下去。”

“烦了，是吗？能干的加拿大？！”亨利和蔼地微笑着，消失在黑暗之中。片刻之后回来了。

“好吧。不过，得小心点儿。别让党卫队抓住你。就坐在这儿吧。皮鞋，我包了。”

“再也别拿皮鞋来烦我！”

我想睡觉。已经是深夜。

又是“列队！”又是列车。节节车厢从黑暗中浮现，穿过一片灯光，又沉没在昏暗之中。货场小，有灯光的地段就更小。我们得分段卸货。卡车在什么地方轰隆响起，开到小梯子近旁，小梯子黑黑的，鬼气十足。探照灯照着树木。“水！空气！”老一套，同一部影片的夜场：自动步枪打了几梭子弹，各节车厢沉寂下来，只有一个小姑娘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失去平衡，堕落在卵石地面上。她昏迷了过去，躺了片刻，最后才爬起来。她开始就地转圈，越转越快，机械地挥动双手，像做体操一样，又在空中乱抓，发出单调又尖细的叫声。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神经完全错乱了。因为她那样子刺激人的神经，所以一名党卫队员箭步蹿了过去，用钉了铁钉的大皮靴子照准她后背猛踢一脚，女孩马上倒下。那党卫队大汉又使劲踏了她一脚，掏出手枪，叭叭两响；女孩双脚蹬了蹬地面，不动了。接着开始开车厢铁门。

我又到了车厢旁边。忽然飘来一股温热发甜的气息。人堆占据了半截子车厢，一动不动，奇形怪状地纠缠在一起，冒出热气。

“卸车！”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一名党卫队员叫道。他的胸前挂着活动探照灯，照了照车厢内部。

“你们怎么还傻站着？卸车！”同时冲着人们的后背甩开了警棍。我抓住一具尸体，他的手掌却痉挛地抓我的手。我吓得叫了一声，一步跳开。我的心咚咚咚地乱跳，嗓子堵得发慌，骤然感到晕眩。我弯下腰，在车厢下哇哇呕吐了一阵，踉踉跄跄地偷着躲到了铁轨下面。

我躺在舒适清凉的铁轨上，向往着返回集中营，向往着连垫子也没有的木床，向往着在半夜里还不会被送到毒气室的那些同胞中间稍睡片刻。骤然之下，集中营似乎变成了某种宁静的避难所。人们正在不停地死去，而自己还苟活于世，有点东西吃，有力气干活，有祖国、家园、姑娘……

灯光鬼火般地闪烁，人流漫无止境地泻出，浑浊、灼热、麻木。他们预期自己在集中营里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心理上准备着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绝没有想到大难临头，黄金、金钱、项链都已经毫无用处——他们都是在临出门之前把半辈子积攒的财产藏在衣缝里、鞋跟里、身体里的。一批训练有素的行家会从他们的内脏里把那些东西挖出来，把金子从舌根下撬出来，把钻石从子宫、从直肠里抠出来，把金牙拔下来，一律装在精心密封的箱子里，运到柏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