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分的女人(第9/11页)

第二天早晨快到八点钟时,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由于没有睡好觉而觉得脑袋发沉,她没有梳头,样子难看,并带着惭愧的表情走出了卧室。这时有一位留着黑胡子的先生,看样子是医生,从她旁边走过,进了前厅。房间里散发着药味。书房门边站着科罗斯杰列夫,他用右手捋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您进去。”科罗斯杰列夫阴沉地对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会传染的。是的,其实您不必进去。他一直在说梦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吗?”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小声问道。

“这是铤而走险,该送交法庭。”科罗斯杰列夫自言自语说,没有回答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问话。“您知道他是怎样被传染的吗?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去替一个男孩子吸白喉黏膜。这是为什么呢?愚蠢……真是糊涂……”

“这病危险吗?很危险?”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问道。

“是的,这是很厉害的病。其实应该把希列克请来才对。”

一个小个子、红头发的人过来了,他的鼻子很长,说话带有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驼背、头发蓬松,像一个大助祭;后来又来了个很胖的青年,红脸、戴眼镜。这是医生们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杰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留了下来,像影子似的在各个房间里徘徊。女仆为值班的医生们端茶,并常要到药房里去。因此没有人去收拾房间。周围是一片静寂和凄凉。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想,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毫无怨言、不可理解的人由于其温顺而失去了个性,由于其多余的善良而失去了性格,变得软弱无力。现在他又自己待在一个地方,躺在长沙发上,孤独地受苦,无怨无悔。如果他能说出一些抱怨的话来,哪怕是在呓语中,值班的医生也会知道他的毛病不仅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杰列夫——他是什么都知道的。难怪他在看朋友的妻子时,其眼睛好像在说:她才是真正的主犯,而白喉只不过是同谋犯而已。现在她已经不去回想那伏尔加河的月夜,也不去回想什么爱情的独白,更不去回想什么农舍里的诗意的生活了,只想到,她由于空虚的怪想,由于娇生惯养,已经把自己全身包括手和脚都用又脏又黏的东西染污了,永远也洗不干净了……

“唉,我撒谎撒得太可怕了!”她寻思道,想起了她与里亚博夫斯基那段不安的爱情。“真是该死!……”

四点钟时她和科罗斯杰列夫一块儿吃午饭。他什么也没有吃,只喝了点红葡萄酒,眉头紧皱;她也是什么都没有吃。她有时心里暗自祈祷,向上帝起誓,如果狄莫夫的病好了,她将再爱他,并做他的忠实的妻子。有时她又遐想出神,瞧着科罗斯杰列夫,心想:“做一个普普通通、毫不出色、默默无闻的人,再加上满脸的皱纹和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杀死她,因为她由于害怕传染,一次也没有进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已经心绪麻木、沮丧,并且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挽救了……

饭后天变黑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杰列夫正在卧榻上睡觉,用一个金线绣的绸枕头垫着脑袋。“希——普阿……希——普阿。”他在打鼾。

值班的和不值班的医生都没有发现这种杂乱无序的现象。有陌生人在客厅里睡觉、打鼾也好,墙上挂着种种画稿也好,稀奇古怪的环境也好,以及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如今这一切都不能引起人们丝毫的兴趣。有一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这笑声听起来颇为古怪,而且有些胆怯,甚至令人害怕。

当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第二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杰列夫已经不睡觉了,而是坐着抽烟。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小声说,“心脏也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不妙。”

“那您就去请希列克来吧,”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

“希列克已经来过了。就是他发现白喉已经转移到鼻子里了。唉,希列克又能怎么样!实际上,希列克也毫无办法。他是希列克,而我是科罗斯杰列夫——如此罢了。”

时间过得很慢。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和衣躺在一张从早晨起来就没有收拾过的床上,她迷迷糊糊地觉得,整个住宅,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放着一大块铁,只有把这块铁搬开,大家才能快活起来,轻松起来。醒来后她才想到,那不是铁,而是狄莫夫的病。

“静物画,波尔特……”她想着,又陷入了昏迷状态。“波尔特……库罗尔特……希列克怎么样?希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可我的朋友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知道我现在遭难了吗?主啊,救救我吧……饶了我吧!希列克,格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