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分的女人（第8/11页）

她没有拉门铃就走进他家里，当她在门厅里脱套鞋的时候，就听见画室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跑过去，发出一种女人衣裳的沙沙声。她连忙朝画室望去，只看见一段棕色的裙子闪了一下，便消失在一幅大画的后面。这张画及其画架被一块直拖到地的黑布盖着。毫无疑问，这是有个女人躲起来了。就像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自己过去常在这张画儿后面躲难一样！里亚博夫斯基看样子很尴尬，好像对她的到来感到很惊讶。他伸出两只手给她，勉强地赔着笑脸说：

“啊，啊，啊！很高兴见到您，有好消息告诉我吗？”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感到羞愧和悲哀，就是给她一百万，她也不肯当着这另外的女人、一个情敌、一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说话，而这个女人现在就站在那张画的后面，也许正幸灾乐祸地笑呢。

“我把画稿给您带来了，”她怯生生地小声说，嘴唇颤抖着，“是‘静物画’。”

“啊，啊……是画稿？”

画家把画稿拿在手里，边看边走，似乎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顺从地跟在他后面走。

“静物画……一级品，”他小声嘟哝着，并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

画室里发出一种急促的脚步声和衣裙的沙沙声。就是说，她已经走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很想大叫一声，用重物对准里亚博夫斯基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跑掉。然而她眼泪汪汪，什么也看不见，完全被羞愧压倒了，觉得自己已不是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已不是女画家，而是一只小甲虫了。

“我累了……”里亚博夫斯基一边看着画稿，一边懒洋洋地说，并且抖动着脑袋，好像要把睡意抖掉似的。“当然，画稿很不错，可是您今天画一幅，去年已画了一幅，过一个月又画一幅……您怎么画不腻呢？要是换了我的话，就不玩这玩意儿了，而去搞严肃的音乐或别的什么了。要知道，您并不是画家，而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有多累啊！我立即叫仆人端茶来……好吗？”

他走出了房间。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听见他对仆人吩咐了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避免解释，最主要的是避免自己大哭起来，她趁里亚博夫斯基还没有回来，赶快跑进门厅里穿上套鞋，走到街上去了。在街上她轻轻地舒了口气，现在她觉得自己永远自由了，与里亚博夫斯基，与绘画，与刚才在画室里压迫着她的沉重的羞辱感再也没有关系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去找女裁缝，然后去找昨天刚回来的巴尔纳伊，再从巴尔纳伊那儿去了乐谱店，心里却一直想着，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冰冷的、残酷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想着春天或者夏天跟狄莫夫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在那里就可以与过去彻底决裂，开始过新的生活。

她很晚才回到家，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写信。里亚博夫斯基对她说过，她不是一个画家，现在她也要报复他，说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的话，还说他已停步不前，除了已有的一点成绩外，今后什么也做不了啦。她还想说，他过去能有点成绩，很多方面应当归功于她的好影响，如果他继续这样干蠢事，那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种不三不四的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后面的那个人——抵消了。

“亲爱的！”狄莫夫没有开门，从书房里叫她。“亲爱的！”

“你有事吗？”

“亲爱的，你不要进我的房里来，只站在门口好了。是这么一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染上了白喉，现在……觉得不舒服。快把科罗斯杰列夫找来。”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对丈夫和对所有熟识的男人一样，都称呼姓。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这个名字总让她联想起果戈理的奥西普（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人物）和那句俏皮话：“奥西普，爱媳妇；阿尔希普，开席铺。”现在她也大喊一声：

“奥西普，这是不可能的。”

“去吧！我很不舒服……”狄莫夫在门后面说道。可以听见他向沙发走去和躺下来的声音。“去吧！”又含含糊糊地听见他的说话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想道，吓得全身发冷。“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啊！”

这时她毫无必要地拿着蜡烛走进自己的卧室里，在这里，她思考了一下该做些什么。她无意中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一张被吓得苍白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和裙子上的特殊的花纹。她觉得自己既可怕又可恶。她突然感到非常对不起狄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宽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也对不起这张他已好久没有睡的被冷落了的小床。她想起了他那惯常的、温和的、恭顺的笑容。她痛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杰列夫写了一封信。当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