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第6/19页）

位于庄园和我小屋附近的那座翻新的教堂很不同，不仅仅因为它仍是一座教堂。索尔兹伯里的圣托马斯教堂中的末日审判画，表现了某种宗教焦虑：这是一个专制的可怕世界，人们赤身裸体，孤立无助，能提供保护的只有上帝。而庄园这儿的教堂翻新正值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屋和庄园在建之时，与圣托马斯教堂的建造时期差很远，它来自那个自信的时代：和信仰一样，它颂扬了一种文化、家国的荣耀和权力，是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

教堂仍保留着那种气氛，虽然它现在吸引的人在财富上无法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豪相提并论，对财富也不再有那么多支配权，这些人的房子也像是维多利亚时代豪宅的零头。教堂会众少，人数只够每月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体现了这儿的文化庆祝封闭排外：做礼拜前后车门开关声、交谈声不绝于耳，唱赞美诗以管风琴伴奏（管风琴仍在小教堂使用），这些声音在厚厚的石墙和方格图案的燧石的包围中仍听不真切。

那里没有杰克的位置，他活着的时候赞颂的是生活。菲利普斯先生或在庄园花园干几个小时活的陌生的镇上人，也没有位置。我觉得也没有老布雷的位置，他总是有让人费解的想法，兼具极度保守派和狂热共和党人的特点，崇拜有钱人（雇他车的人）但又憎恨继承财富和头衔的人。老卫斯理公会小教堂（一栋经过拆建的私人住所，配有哥特式窗户）、空荡荡的传教小屋、现成为蛋糕店的维多利亚时代主日学校——这是十九世纪流行的宗教苟延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宗教是束缚和戒律而不是赞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布雷。布雷，以及千千万万同样在这种束缚中长大的人，使得这一带有那么多近代的基督教建筑遗址。这里有那么多种宗教，那么多遗迹。

但是现在，布雷谈起了宗教。我慢慢回想起他的说辞。我没意识到他说起“那本好书”的时候有多严肃。我当时没怎么听进去，只当是他每天喋喋不休的讽刺。我坐在他车里的副驾驶座上，瞥见他的鸭舌帽，他凹陷的眼睛眯缝着盯着马路。他眼周的起伏、脸部的表情加之我对他脾性的了解，使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很久以来，我都把他的容貌和举止同那个油嘴滑舌、愤世嫉俗地谈论事情的人联系起来。他以那种态度谈论政客、某些皇室成员、工会、新闻或者上法庭的商人以及各种时兴的话题。比如他抵制工党政府发行的新的一英镑纸币，因为：“我认为那是米老鼠用的钱。”这说法他也许是听来的。布雷的谈论中融合了一些独到的观点，我多次发现这些观点源自电台电视节目和报纸。

一认识到他这次是认真的，我就对他改观了。虽说神态和说话方式没变，但我看到的不再是愤世嫉俗的人云亦云，而是他个人的感受，并且很快变得有激情。

后来我才想到，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发现布雷谈起宗教时态度是严肃的。这是因为他在学习，他懵里懵懂地接受了某些教义，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说这是新的宗教，是因为布雷信奉的不是他和千万人一起抛弃的维多利亚时代遗迹的宗教。他谈话中所指的宗教，他一周一周投入的宗教关乎治疗，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治疗术士。一名智者（布雷隐藏了此人的性别）；在做“礼拜”时随意翻到圣经的某一页；对上面的字句进行解释；每一个跪着的信徒都收到一条私人讯息和指导。一名治疗术士；把圣经当作圣物，召集人围在它旁边“集会”；分享食物；虔诚中暗示着相互陪伴甚至快乐。

这次有关集会的谈论让我想起十二年前在伦敦北郊的一次“灵魂术”召集会。当时红砖楼外贴着的一则轻描淡写的不起眼的告示勾起了我的兴趣，此外我也是希望找一些材料，为英国某广播电台海外杂志节目撰写一段五分钟的稿子。

集会设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从人行道旁的台阶直接走上去。入口处的灯箱上就只标着“大厅”。里面等待的人多数是常客。其中有几个孩子，健康活泼，有点不安分。他们坐在前排。灵媒是个身材臃肿、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她为自己的迟到道歉，说是从河南边赶来。她很快进入正题。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讯息。连我也有一份，是远方的祖父的消息，灵媒说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她耳边。

但最可怕的是给孩子们的讯息。三四个漂亮的孩子，脚不停地动着。灵媒抓住自己的脖子来获取讯息，她说她要窒息了。带孩子来的那个女人，明显是母亲，身子严肃平静地向前倾（她坐在孩子后面一排），点着头，仿佛是确认送信的灵魂的身份。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吊死了。我不知道（我从未询问告诉我这事的人）这位父亲是被政府吊死的——在英国或国外——还是上吊自尽。这家人每两周来和他交流一次。他们的沉着无疑可以解释：他们是信徒。每个孩子收到一条讯息，无非是帮妈妈干活或者在学校听话。每个孩子等着自己的讯息，接收时神情严肃。这些拜访会留下怎样的记忆！他们获得了新的性格、新的激情，同时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此后二三十年间，那些性格（在成人的身体中，有着成人的需要）会表现出那些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