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兹尼观光局（第5/9页）

收集资料、编写观光手册时，我习知历经两次战争之后，这里变成有史以来地雷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联合国估计，交战双方埋了大约五十万枚地雷，等于每两个人就分配到一枚。第一次战争期间，我尽量从残破的首都挑拣民生必需品带回小屋，我还花了不少钱帮太太和儿子带了茶叶、画纸等奢侈品，当时我不晓得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但我已有先见之明，慎重警告他们绝对不可以踏上牧野。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他们始终谨遵我的警告。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怎么发生，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进牧野。他们是否受到追捕？他们是否试图逃避戴了面罩的男子们？相较于追捕者的凌虐，布满地雷的田野是否有如避难所？他们是否害怕？他们是否高声求助？他们是否高声向我求援？这些我全都不知情。从他们推开后门、走下阶梯、冲过休耕花园的那一刻，这些疑问就永远没有解答。我宁可相信那一天是如此清朗、天空是如此耀目，他们不禁走上山坡，欣赏辽阔的蓝天。我宁可相信我太太建议到山坡上野餐。我宁可相信他们临终之前的一刻充满神奇与欢笑，完全不是可信度较高、偶尔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实情。不管承受惊恐或是欣喜，不管面对屈辱或是欢愉，他们始终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儿，直到最后一刻都是如此——我必须提醒自己这一点，因为他们临终之前疑点重重，在我的眼中，他们几乎成了陌生人。事发之时，我人在格罗兹尼，置身博物馆之中，始终没有听到爆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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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迪亚待在圣彼得堡的那两个礼拜，我的夜晚沉闷不堪。早上和下午，我忙着应付高官达贵、潜在的投资者、当局核可的新闻人员、无所不在的油商，一刻都不得空闲，但当我回到公寓，我意识到自己终究是孤单一人。我两度走进娜迪亚的公寓，帮她清理卧房的衣柜、橱架后头的角落、抽水马桶的后方等连干净到有洁癖的她都忽略的小地方。我借口关心她，强自干涉她的私生活，这种过分依赖的心态，想了令人不自在。我当然关心她。有些晚上，我梦见她被我应当移开的一张椅子、一只鞋子，或是一把扫帚绊倒，吓得从梦中惊醒。但在一些罕见的时刻——比方说这会儿我蹲在地上、拼命刷洗她浴室地砖的霉渍——杂七杂八的琐事中清楚地浮现出一个念头：我知道我刻意让自己成为她不敢冒险舍弃的支柱，但我不确定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我爱她，或者只因我感到寂寞；我也不确定在这个上下颠倒、屋顶成了路面的世界，意图是否已经不具任何道德意义。

一个星期三，时间已晚，我却感到忐忑不安，于是我拿出札哈洛夫的油画，细细检视画中的牧野。这幅油画受损的程度最轻，虽然沾了灰烬和煤污，但是受损算是轻微。最严重的损毁是油画中央的山坡上有个焦黑的破洞，尽管博物馆着火之时烧出这个破洞，但我将之视为地雷爆炸留下的坑洞、一切全都消逝其中的小孔。几年前，娜迪亚只花几天就可以修复。

我突然有个念头。我走回娜迪亚的公寓，取出她的修复工具箱。工具箱在她的桌上，搁在成叠黑白照片之间，这些照片皆经同一位宣传员的审查，也就是他把格罗兹尼的官员画入札哈洛夫的油画之中。从画中除去这位官员之后，娜迪亚对这位审查员大感兴趣，特别是当她发现他把同一个人的影像画入数百张经过审查的照片之中，从少年一直画到暮年。如果你把这些照片一字排开，你说不定可以从照片的背景中，看到这个陌生人的一生在眼前开展。我的目光停驻在其中一张，根据照片背面的铅笔标示，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圣彼得堡，照片中的他只是个小男孩，一张胖嘟嘟的圆脸，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头乱发，在群众之中几乎不起眼。我感觉他抬头盯着我，愈逼愈近，张力无穷，一时之间，我无法动弹：他的凝视刺穿了我，将我固着在此刻我俩共享的空间。他怎么死的？过去五年以来，这个问题好像敲打自动收报机、滴滴答答地回荡在我心中，但除了我自己的孩儿之外，我从未问起另一个小男孩怎么死的。

回到自己的公寓之后，我把工具搁在札哈洛夫的油画旁。乳状净化剂、中和剂、亮光剂、油墨去除剂，一锡罐绘画油灰，八米的画布衬里。一包所剩无几的棉花棒。一打可抛式乳胶手套。我大学修过一年的文物维修与保存，但我真正的老师是娜迪亚。我的家人过世之后的几个月，我罔顾副馆长的职责，几乎每天下午都待在她的办公室看她工作。

接下来的一星期，我每天傍晚戴上乳胶手套，拿着沾了中和剂的棉花棒擦去油画表面的灰土。乳状净化剂闻起来像是发酵的西瓜，我拿起棉花棒，沾上净化剂，绕着小圆圈反复擦拭，直到棉花棒变成灰色，画中原有的色泽忠实显露。我把油灰当作修补胶，用一块方正的画布修补烧焦的破洞。然后我提笔作画，这才是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