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兹尼观光局（第4/9页）

“如果真的动手术，而且相当成功。”我说。“你不必非得离开。”

“我得休息了。”

当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挖了一勺早上吃剩的荞麦粥，抹在一片圆面包上。荞麦粥已经发硬，麦片颗粒塞在我的臼齿齿缝，口感粗糙，带点叶酸的味道，让人觉得吃下一口口纤维丰富的营养食品，大肠小肠变得有如竖立的滑道一样畅行无阻。我在水槽里洗手，任凭水龙头的水一直畅流，即使我的双手已经清洗干净。水管和自来水已于六个月前修复。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张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贴纸上有条鱼，鱼身印着“WWJCD”？，贴纸来自美国一个教会，我们央求提供救生物资，他们却寄来一木箱圣经和这些贴纸。

我从衣柜里拿出十二张烧焦的油画，一排六张，排成两排搁在地上。这些油画毁损得太严重，不能送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参展。虽然每一幅都是一八七九年之前的作品，但是看起来全都像是嗑药嗑得昏了头的画家绘制的超现实幻象。大多油画的画布已被大火烧穿，其中几幅简直像是裱装的灰烬，令人想起阿尔贝托·布里以烧焦塑料作画的印象派，而非皇家艺术学院的古典派。（译注：Alberto Burri，1915—1995，意大利现代艺术家。）其他油画中，高温熔化了油墨，形同照片的真实肖像因而变成了迷蒙的幻景。

衣橱里的最后一幅油画是被我抢救下来的札哈洛夫。我把油画搁在咖啡桌上，就着一盏缺了灯罩的台灯，在灯光下细细检视笔法。色彩浓淡渐进，流畅自然，笔触娴熟高超，几乎看不出下笔之迹；典型的札哈洛夫。即使我花了三年光阴以札哈洛夫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对这位画家的迷恋未曾稍减。札哈洛夫全名普尤特·札哈洛夫，一八一六年出生于高加索战争期间——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日后皆以名为《高加索之囚》的中篇小说与诗篇，纪念这场战争——不到四岁，他已因战争成为孤儿。但是他天生的才华远远超乎他的出身，因此，他得以进入圣彼得堡的皇家艺术学院就读，尽管因为族群背景而无法获得奖学金、工作机会和赞助者，他最后依然成为宫廷画家和艺术学院的成员。他学会了游戏规则，他跟我们的内政部长都知道如何遵循统治者的旨意而出人头地，这种人既值得仰慕，也令人同情。

一片牧野，一株黄杏树，一道斜斜穿过绿草的石墙，青翠的牧野朝向山坡延展，一座用木板封住的水井，一间小屋。一九三七年，那位日后成为娜迪亚博士论文主题的审查员，在小屋的旁边画上格罗兹尼的一位官员。其后五十余年，这人占据了油画的左下角，好像一尊摆错了位置的写实主义雕像。苏联的教条虽已渗入每一个角落，当下的一切因而僵化，但是眼前这幅油画提醒世人，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一张未完成的画布一样可被修订、可被更改。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围墙崩塌、苏联各个卫星国逐渐分裂，当政客和情治单位忙着处理更迫切的问题、无暇顾及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我商请娜迪亚修复这幅札哈洛夫的油画。她训练有素，颇富直觉，是个天生的文物修复师，其后几个礼拜，她从画中除去官员。我们没有走上街头；我们没有推翻政府，或是驱逐领导人；我们在十厘米的画布上起义。

这幅油画是札哈洛夫最普通的作品之一。札哈洛夫曾为皇室绘制肖像，也曾作画描绘著名的“伊玛目夏米尔之降”，但我手中这幅油画名为“午后的空旷牧野”，画中所谓的“戏剧性”可想而知。

我在南方的高地长大，距离画中的牧野仅仅几千米。没念过书、对艺术毫无概念的村民们骄傲地宣称，这片牧野绝对值得札哈洛夫提笔作画。严格而言，牧野是国有农场的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里种植作物，牛羊也不准到这里吃草，因为没有人乐见羊群在札哈洛夫的牧野大小便。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班到“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参观，我终于看到那幅大名鼎鼎的油画。

油画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无论如何都不及村民们描述的鲜活，但重要的是，那幅油画促使我进入大学攻读艺术。我在学校里结识丽安娜，我们结了婚，直到二十多岁还跟我爸妈一起住在狭小的屋子里，只有在荒凉的公共场所才享有畅所欲言的隐私，比方说学校校舍的屋顶、诊所的候诊室、札哈洛夫的牧野。我拿到博士学位、在博物馆谋得一职之后，我们搬到格罗兹尼的一栋公寓，终于慢慢学会在床上谈天。

苏联解体。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后苏联时代，在内政部长的援助下，我趁着私有化的热潮，买下札哈洛夫画中的乡间小屋。当第一次战争爆发，我留守格罗兹尼，尽力保护博物馆的馆藏，使之免于承受外来士兵和本地叛军轮番侵扰。我的妻儿住在乡间小屋，远离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