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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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帕纳斯背后的某个地方，巴黎城隐约若现。现在，我有时能看到某一个片段：远眺的街巷，一间公寓，一个人的面孔，忽东忽西地跟哪个法国人聊天，跟牙科医生，跟邮递员，跟某位部长……或许，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见国家元首比造访一个法国市民家庭要容易得多。我总是在观看“演出”，看巴黎盛大节庆的演出，就像看彩色的瀑布和别开生面的万众狂欢；但时光过去了许多年，“甜蜜的生活”，神秘的法国人生活，我始终未能看见。法兰西市民回避外国人，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来自霍乱之乡，仿佛我们喝水的杯子上沾满了麻风杆菌；就连给我们看病的医生都是如此，他们看我们的喉咙，听我们的肺部，仿佛我们的每根神经都携带着恐怖、神秘疾病的毒芽……有一次我生病了，因为嗓子疼去看一位著名的专科医生。当他刷我的喉咙取菌样时，显然带着满脸的怒气——他有一只眼睛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瞎，现在我都能看到他那张向我俯身、缠着黑色绷带、浮着扭曲并充满敌意狞笑的独目巨人的脸——出于对我的不信任，他每次都事先索要治疗费，用小刷子在我的嘴里刮来刮去，怀着灼热的激情将由衷的憎恨发泄到我脸上。对这种憎恨，他从没做出过任何解释。在那些年里，外国人将成麻袋的黄金扛到法国，每季度花在那里的钱都数以十亿计；然而，法国人除了想沐浴在地中海的蔚蓝里，想在从佛日山脉到普罗旺斯的那片蓝天下晒太阳，别无所求……他们憎恨外国人搭乘载满货物的轮船抵达这里，后来又憎恨他们不再来这儿。在富裕的年代，法国人丧失了对数字的概念 和现实本能：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他们咬牙切齿、一脸不悦地盯着我们，盯着那些使他们变得富有的外国人。即便在高档饭店里也会发生类似情况，男总管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态度，就像对那类受到宽容的殖民地国的有色人种。在那段时间里，向世界贡献文明的法国人，俨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傲慢地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伏尔泰和丹东那代人彻头彻尾地向金钱投降。在法国人眼里闪烁着如此饥饿的光焰，充满无法掩饰的愤怒和令人战栗的贪婪。他们鄙视一切其他民族的东西，甚至鄙视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谈论“法兰西”民族的外族人。他们多多少少只把英国人视为人类；德国人始终是“德寇”；至于其他民族，从希腊人到匈牙利人到扬基人[282]，都是可疑的“外国佬”，粗蛮的异邦人。

当然，这里的“精英”持另外的观点；但这类精英在什么地方跟我们交谈呢？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艺术品向世界喊话，发出原则性的团结信号，但他们连地图都不看。在那期间，莱昂·都德[283]曾向六百名法国议员发出过一封公开信；他在这篇激情洋溢的文字里，请求法兰西民族最杰出的代表们支持被迫害、被压榨、被宰割的高贵的斯拉翁民族，请求他们将回信寄到“斯拉翁民族运动”日内瓦总部的地址。结果，大多数议员都热忱回复，表示对高贵的斯拉翁民族抱以深切的同情；但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查一查百科全书，看看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民族。如果存在，他们在什么地方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这个奇闻令人震惊，但又千真万确。在巴黎，外国人生活在某种令人发疯的孤独和放逐中；只有金钱的魔力才能够缓解这种孤独，以及这种悲凉的放逐。

罗拉表示，必须学到法国人的“秘密”——因为他们有一些小心隐藏的秘密，即这个伟大民族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幸福生存的原则与共识。我们以为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楼长，邮递员，包括送煤的小伙子。法国人的节俭全世界有名，这么说没错；但是若从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节俭也与众不同：他们在住房、衣服、书和剧院方面花钱较少，但在吃和女人方面，出手相当大方……作为标本，我把周围遇到为数不多的法国人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研究。每个人都有不多的“存款”——大约两千法郎，可保证以后退隐到乡下小屋；包括楼长和旅店女佣。我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拆解和分析，但并没有找到答案。没错，他们忘我地工作，挣一点小钱，花每枚硬币都要精打细算；但在我们家乡不管你怎么辛苦劳作，也不可能攒出两千法郎来。我曾毫不害臊地追问“他们的秘密”，但他们只是报以微笑。最后每个人都说，是继承来的；这个国家非常大，几世纪的经济积少成多；有谁敢动用资本呢？所有的都是继承来的，用心相爱，但理性结婚。爱情有时让人丧失理智，或杀人，或啼哭；但很少有人在没有嫁妆的情况下穷结婚。我们那条街上的面点师将自己的女儿连同三千法郎嫁妆嫁给了一位面点师，屠夫则给了女儿一百万的陪嫁。没有“经营资产”，法国人不会去办结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