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0/19页）

我还去了里尔[264]，我是乘特快列车去的，因为有一位绝食艺术家已经三十天没吃东西了。我去机场等候林德伯格[265]；他走下旋梯时，所有人都激动得流泪，大声呼喊，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魅力……我参加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我在火车站等候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266]；我在奥赛火车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后，看到她到达和流泪……我去过凡尔赛宫，见到了下台的白里安，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阶，再次感觉法国人是对的，在这一刻，他们需要的不是仁爱、天才的白里安，而是不怎么仁爱、较为粗莽的杜美[267]。我去造访哈瑙夫人，听她讲据她所知谁在法国偷得最多；我还去过塞茜尔·索莱尔[268]家，她给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访了住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269]，他用不容辩驳的声调高声朗诵了他新剧本中最打动人的一段戏。我目睹过死刑，做过关于卢尔德[270]的报道。我坐在宣誓就职大厅里听小个子、红头发、枪杀哥萨克酋长佩特尤拉的乌克兰钟表匠自白，他自豪地说：“因为他杀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冲他开了六枪。在他倒地后，我又向他补了一枪。”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微笑。我认真注视着他的微笑，努力在心里原谅斯托尔派先生。

随后，我写了一篇一百到一百五十行的报道，激动地记述了我的所见所闻。我总是一句话从中间说起，迫不及待地匆忙讲述，仿佛害怕被人将想说的话掐在嗓子眼里。我睡不安生，经常半夜里爬起来，钻进出租车，跑到蒙帕纳斯，坐到酒桌旁偷听别人谈话，撰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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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岁末，我开始适应了蒙帕纳斯的咖啡馆。我终于厌倦了丽兹酒店吸烟室独立于世的那种状态。就在那一年和之后动荡不安的几年里，在左岸的拉斯帕伊大道街角有两家著名的“艺术家咖啡馆”，那里曾是欧洲精神与艺术运动的自由大学。我在那里的感觉从来就没有良好过；但是如果我哪天没在某个嘈杂拥挤的露台上聊上个把小时，我就会心颤手抖地烦躁不安，因为我的喉咙里没吸到法兰西的黄花烟草，没有感到迷蒙的醉意。想来在那片街区里每个人都喝酒，一天到晚都有人醉醺醺地蹒跚走在汽车之间，在马路上穿行；他们用水杯喝廉价威士忌，即使贤哲们也把啤酒当水喝。这两家享誉世界的咖啡馆是：“多摩”和“圆顶”——在它们周围追风般地开了十多家歌舞场和饭馆——就在那一年，这里算得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中央实验室之一；一切都在这里煮沸，蒸馏，革命与品性，政治与激情；谁要是绕开了这些肮脏的街巷，谁就错过了诸多的大事件……

乌纳穆诺[271]每天下午都坐在这里，带着睿智的微笑和理解的目光，愉悦地承受流亡的残酷；在他身边聚集起一大批新西班牙的知识精英和冒险者，军人、哲学家和作家们。我很愿意坐在他们中间。他们都是忧伤的人；一般来说，跑到蒙帕纳斯的家伙们大都是试图寻找自身位置和身心家园的脆弱者。乌纳穆诺安慰他的战友们，相信西班牙的明天，对欧洲文化的未来充满怀疑。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的浪漫主义感召力，大概能跟1848年的科舒特媲美。马西亚上校[272]是加泰隆尼亚流亡者团体的灵魂人物，同时他也跟那些留在祖国的敌人们，跟普里莫·德里维拉[273]和长枪党的将军们一样，是位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者；午夜过后，他神色迷乱地用水杯豪饮杜松子酒，这位陌生的旁观者实在弄不清楚：流亡者跟国内的“压迫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早晨，马西亚和乌纳穆诺前脚刚刚返回祖国，西班牙大公、女大公们和显贵、侯爵们就带着首饰、爱犬、支票本和大管家搭乘南方特快列车抵达了巴黎——“西班牙流亡者”遍布巴黎，只是调换了一下角色而已。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274]是这一流亡群体中广受喜爱的著名作家，他是阿方索国王[275]的死敌和激情澎湃的时事评论家；这位西班牙的约卡伊没能看到他斗争的胜利，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死在了普罗旺斯的“玫瑰庄园”。伊巴涅斯的同胞们、流亡哲学家和军官们都对他非常尊敬和爱戴。我吃惊地发现，通常在流亡群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一个个人物，就其思想和领导能力而言，远不配担任这一角色。跟在“玫瑰庄园”里写文风矫饰、水平中等的小说的伊巴涅斯相比，乌纳穆诺要更聪明，而寡言、忧伤、脾气暴躁的佛朗哥[276]少校则更具有革命性，但结果还是伊巴涅斯成为了所有人公认的精神领袖；就连那些比他更杰出的知识精英和著名人物，也都心甘情愿地居身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