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23/24页）

赶在秋季军营之前，尽快动身。七月一日一早，我就登上开往里昂的火车。二等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这是假期的头一天。大部分时间，我都站在车厢过道。将近十小时行程，到达南方。汽车沿着海边行驶。伊桑布尔、圣·马克西姆。自由与探胜，短暂的印象。在我生活的标识中，夏季总是很突出，尽管由于漫长的中午，一年年夏季最终相混淆了。

我在拉加德·弗雷奈小广场边租了一间屋。正是在那里，在咖啡馆餐厅露天座的凉棚下，一天下午，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对面是邮所，在这阳光和睡眠的村子里，每天只开门两小时。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年满二十一岁了，第二天，我就又要登上火车了。

到巴黎，我藏匿起来。那是八月份。晚上，我去枫丹白露影院，在意大利林荫路，再去瀑布餐馆，在雷伊林荫路……我给父亲一个电话号码：Gobelins 71-91。他早晨九点就给我打来电话，而我上了闹钟，下午两点钟才起床。我继续写小说。最后见我父亲那一面，是在巴比伦街和拉斯帕伊大街的拐角，那家咖啡冰淇淋店。接着，我们之间就是往来信件。“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亲爱的帕特里克，鉴于你决意任性而为，无视我的决定，那就要面临如下的局面：你二十一岁了，也已成年，对你我再也没有责任了。因此，你就不要指望得到我任何帮助，任何性质的支持；无论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我对你采取的决定很简单，你接受与否，都没有讨论的余地：你取消了到八月十日前的延期入伍，准备十一月份入伍。星期三早晨，我们说定一同去勒伊军营，以便撤消你的延期。我们约定十二点半见面，我一直等到十三点一刻，这是你一贯的方式，虚伪而无教养的青年，不赴约甚至不屑于打个电话道歉。可以告诉你，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对我表现一种如此卑劣的行为。你选择吧，或者随心所欲地生活，完全彻底放弃我的支持，或者遵从我的决定。由你抉择。我可以绝对肯定地告诉你，不管你怎么选择，生活会再次教育你，你父亲是多么有道理。阿贝托·莫迪亚诺。又及，补充一句，我特意召集了我的家庭成员，说明了情况，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什么家庭呢？《桑利斯的约会》92中租一晚上的家庭吗？

“巴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亲爱的先生，要知道上一个世纪，那些‘招兵的大官’将他们的受害者灌醉了，让他们按手印当兵。您这么急着想把我拉进勒伊军营，令我想起这种招数。这次服兵役，给了您摆脱我的良机。上周您许诺给我的‘精神支持’，那些士官会接手。至于‘物质的支持’，那就微不足道了，因为我在军营管吃管住。总之，我决意任性而为，无视您的决定。这样，我要面临如下局面：我二十一岁了，也已成年，您对我再也没有责任了。因此，我不能指望得到您任何帮助，任何性质的支持，无论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如今我后悔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并不怨恨他，而且也从未怨恨过。我只是害怕，又被囚禁在东部的一座军营里。假如他再晚十年认识我——这里拿米莱依·乌鲁索夫的话说——那么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问题了。他一定会兴趣盎然地听我对他谈文学，而我呢，也会向他提问题，问及他这大资本家的计划，他那神秘的过去。那么，生活就是另一番情景：我们挽着手臂逛街，约见也不再避讳任何人了。

“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我收到你八月四日的来信，不是写给你父亲，而是写给‘亲爱的先生’的。看信的内容，才明白指的是我。你的不诚实和虚伪出了格。这又是波尔多事件的翻版。我让你十一月去当兵，不是轻率的决定。我认为势在必行：你不仅要换换环境，而且你的生活也应有纪律的约束，不可放任自流。你挖苦的话实在卑鄙。我记下你的决定。阿贝托·莫迪亚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

秋到巴黎。我继续写我的小说，每天晚上，在凯勒曼大街居民大楼的房间里，也在穆歇海军上将街尾的两家咖啡馆。

一天夜晚，我暗自纳罕，为什么我同另一些人，到塞纳河的另一边，相聚在乔治和吉吉·达拉干家，而我十四岁半的时候，就曾为了吉吉逃过学……当年她住布鲁塞尔，我母亲在孔蒂河滨路接待她。从那以后，圣日耳曼草场的几位科幻作者、“惶恐”派的几位艺术家就聚拢在她的周围。他们一定都在追求她，而她在丈夫淡漠的眼皮底下，向他们示爱。乔治·达拉干，布鲁塞尔的实业家，花神（咖啡馆）的名副其实的支柱，他就钉在座位上，从九点钟泡到半夜，无疑是为补回在比利时虚度的岁月……跟吉吉在一起，我们谈论过去和已经远逝的我的少年时期。她向我讲述，我父亲晚上带她去“贝壳夏洛王”……她保留了对我父亲的温馨记忆。那是个迷人的男人，遇到那个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才变了。娜塔莉，原来是空姐，是一九五〇年他在巴黎—布拉柴维尔的一次航班上认识的，后来她向我讲述，我父亲手头拮据的日子，不是带她去贝壳夏洛王餐厅，而是去罗杰薯条店吃晚饭……我胆怯地向乔治·达拉干和吉吉提议，看看我的小说手稿，就好像把他们家当成德·卡雅维夫人和先生的沙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