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28/88页）

“不信，”女孩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他们，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我也一样。”瑞秋说，“我看见他们干了什么，他们甚至连小孩子的名字都不记得。他们把写着名字的名牌系在孩子们身上，只要名牌一取下，他们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我们的妈妈。”

瑞秋伸出胳膊，握住了她的手，这让女孩有点儿诧异。瑞秋用力地握着她，就像阿梅勒曾经握住她的那样。接着她站起身来，走开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早早醒来。警察们来到营房里，拿着警棍推搡着他们。那些睡眼蒙眬的小孩子开始叫喊，女孩想安抚那些靠她最近的孩子，可只是徒劳。他们把孩子们赶到一个小屋子里，女孩牵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去了。她看见一个警察手里拿着形状很奇怪的器械，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两个孩子喘着气，害怕地往后退。可警察拳打脚踢地把他们拖到那个拿着奇怪器械的男人那里。女孩惊恐地在一旁看着，随后她就明白了——他们的头发要被剪掉了，所有孩子都要被剃成光头。

她看见瑞秋那头浓密的黑发掉落在地上，光秃秃的白色后脑勺露了出来，像个尖尖的鸡蛋。瑞秋瞪着男人们的目光里盛满了怨恨和不屑，她朝他们的鞋子吐口水，一个宪兵野蛮地把她推到了一边。

小孩子们都吓得发狂了，得用两三个男人才能制服他们。轮到女孩时，她一点儿也没有挣扎，她低下头，感受到器械冰冷的触碰。她闭上眼睛，她不想看到她那一头长长的金发掉落在脚边。她的秀发，她一头惹人赞叹的秀发。她感到一阵呜咽要从喉咙里挣脱出来了，可她硬生生地吞了回去，她不想哭，不想在这群人面前哭，永远也不要哭。只是头发罢了，还会长回来的。

终于要结束了，她睁开眼睛，看到按住她的那双红润的大手。一个男人用剃刀刮掉了最后一点儿头发，这时，她抬起了头。

眼前这个友善的红发警察是她的邻居，女孩的妈妈之前还和他交谈过。女孩去上学的时候，他还朝她眨眼睛。搜捕的那天，她还向他挥过手，结果他却扭过头去。现在，他就近在眼前，没法再移开目光。

她迎着他的目光，直视着他，不再闪躲。他的眼睛是一种奇怪的黄色，像金子一样。他的脸庞因为尴尬而涨得通红，女孩能感到他在颤抖。她不发一言，只是盯着他，用她能做出的最轻蔑的姿态。

他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女孩微笑，可对于十岁的孩子来说，这笑太过于苦涩。接着，她挥开了他的大手。

我茫然地离开了疗养院。我应该去办公室的，班贝尔还在那里等我，但我却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朝着圣东日街走去。我的脑袋里有好多问题在缠绕着：玛玫说的是真的吗，还是说疾病让她弄混了，分不清虚幻和现实？真的曾有一家犹太人从这里离开了吗？根据玛玫的说法，泰泽克一家怎么会毫不知情地搬进去呢？

我慢慢地穿过庭院，呆呆地想，门房的住处就在这里，多年过去，它被改造成了一间小公寓。走廊上固定着一排铁质的信箱，再也没有门房会挨家挨户地去送信了。玛玫提到过的，门房的名字是罗耶夫人。我在书里读到过，在那场搜捕中，门房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很多人都是迫于警察的淫威，但有些人做得更加绝情，向警察们揭发那些藏匿起来的犹太家庭。一些人霸占了那些空下来的公寓，逮捕一结束就把公寓里的物品据为己有。在我读到的资料中，极少数一批人在全力保护那些犹太家庭。我不禁想，罗耶夫人在这里扮演的是哪种角色？我不禁想到了我那蒙帕纳斯林荫街上的门房，她跟我同龄，来自葡萄牙，没有经历过战乱。

我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到了四楼。现在还是午餐时间，工人们都去吃饭了，大楼里静默无声。当我打开前门，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和空虚吞噬了我。我向着公寓里更老旧的区域走去，也是伯特兰之前给我们展示的一片区域。一切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在那个炎热的七月，黎明将至，男人们来敲门带走了他们。

恍惚间，所有我在过去几周里读到的一切，所有我知道的关于冬赛馆的一切都纷至沓来，就在我即将入住的地方一幕幕重演。通过所有我收集的证据、阅读的资料、采访的幸存者和目击者，我仿佛能亲眼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实在是难以置信，仿佛只要一伸手，我就能触碰到当时发生在这墙内的事情了。

几天前我开始动笔写的文章快要收尾了，截稿日期也已经逼近，不过我还得去参观巴黎城外的鲁瓦雷集中营的德朗西集中营，而且，我和弗兰克·李维约好了时间见面，他所属的协会正在组织逮捕事件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很快，我的调查即将结束，我可以开始写其他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