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23/88页）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年轻的小姐，你以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是吧？你以为我都忘了吧？”

“好吧。”我说，“那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你多大了？”她赤裸裸地这样问我。

我的脸有些涨红起来，班贝尔在他的镜头后悄悄地翘起了嘴角。

“四十五岁了。”我说。

“我快要九十五岁了。”她说着，露出光秃秃的牙床来，“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那天，我三十五岁了，比现在的你要小十岁。我记得，我记得那天的一切。”

她停了下来，暗淡的眼眸看向窗外的街道。

“我记得，那天很早我就被窗外巴士的轰鸣声给吵醒了。我朝窗外看去，一辆辆巴士驶了过来。那都是我们城区的公交车，白绿相间，好多好多辆，曾经我每天都会坐。我很奇怪，为什么它们会开到这里来。接着，很多人下了车，几乎全都是孩子，好多好多孩子。你也知道，要忘掉那些孩子绝非易事。”

我写了下来，班贝尔缓缓按动着快门。

“过了一会儿，我穿好衣服跟我的孩子们下楼，那时他们还很小。邻居们和门房都跑了下来，我们都对他们很好奇，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些黄色的小星星，刹那间，我们就明白了。犹太人，他们开始抓捕犹太人了。”

“你当时知不知道这些人会有什么遭遇？”我问。

她耸了耸她已然腐朽的肩膀。

“不。”她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了一切。我们以为他们不过是被派遣到某地去劳动罢了，并没想到他们会横遭如此厄运。我还记得有人说，‘他们是法国警察，是不会伤害这些人的’。所以我们也没怎么担心。到了第二天，报纸上也只字未提，电台也没有播报，好像巴黎的市中心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乎，于是我们也没在乎。直到我看到了那些孩子。”

她停住了。

“孩子？”我重复了一句。

“几天后，那些巴士又带来了一些犹太人。”她继续说，“那时，我站在人行道上，看见那些脏兮兮的孩子从赛车场里出来，他们一脸害怕，哭个不停。我忽然想到，他们在赛车场里没怎么饮食。那一刻，我既无助，又愤怒。我想给他们扔一点儿面包和水果，但警察们不许。”

她又停了下来，那是一段很漫长的沉默。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很疲倦。班贝尔默不作声地放下照相机，接着，我们一动不动，等待着。我在想她还会不会继续讲下去。

“经过了这么些年，”她还是开口了，但悄声细语，“你知道吗，经过了这么些年，我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孩子。看见他们爬上巴士，然后绝尘而去。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我冥冥中有一种很可怕的预感。我周围的许多人对此都置之不理，他们已经对犹太人被带走这件事习以为常了。”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会置之不理？”我问。

她笑了：“这么多年，我们法国人就一直被灌输着‘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敌人’理念。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举行了一场展览会，就在意大利街上的伯利兹宫举行了一次展览，名叫‘犹太人和法国人’。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展览持续了数月。若要按巴黎的人口数量来算，那场展览真是规模空前。但展览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一次让人震惊的反犹太主义展览。”

她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裙摆。

“我还记得那些警察，你知道的，我们那些英武的巴黎警察，我们那些忠诚的巴黎警察，他们将孩子们推到巴士里面，挥舞着他们的警棍，咆哮着，嘶吼着。”

她深深地低垂着头，呢喃着一些我没听清的话，好像是在说：“羞耻啊，我们竟没有上前阻止。”

“毕竟你那时一无所知。”我被她温润的双眼触动了，轻轻地说，“你又能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没有人会记得冬赛馆的孩子们，没有人会感兴趣的。”

“也许就在今年，他们会感兴趣的。”我说，“也许就在今年，一切都会不一样。”

她噘了噘枯萎的双唇：“不会的，你就等着瞧吧，什么都不会改变，也不会有人记得的。他们凭什么记得？那毕竟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岁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