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21/88页）

“难道你不介意吗？”

我耸了耸肩。

“偶尔吧。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真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归属。”

“你结婚多少年了？”

“很快就十六周年了，不过，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二十五年。”

“当年举办的是那种法式浪漫婚礼吗？”

我笑了。

“不，我们在勃艮第举办了一场很简单的婚礼，我的公婆在那儿有栋房子，离桑斯不远。”

我忽然回想起婚礼的当天，我的爸妈和伯特兰的爸妈之间并无多少交流，那边的亲戚似乎也不太会说英文，但我实在是快乐得忘乎所以了。那天，阳光明媚，乡村的教堂玲珑而宁谧，我穿着一袭婆婆很欣赏的乳白色长裙，伯特兰穿着一套灰色的晨间礼服。他们在泰泽克家中享用了一顿精美的晚宴，香槟、蜡烛和玫瑰花瓣环绕着他们。夏拉操着一口别扭的法语发表一通演讲，结果只惹得我一个人放纵大笑，洛尔和塞西尔却皮笑肉不笑的。我的妈妈穿着一袭浅红色礼裙，凑在我的耳畔悄悄地说：“我的天使，真希望你会一直这样快乐下去。”至于我爸爸，跟着全身僵硬的科莱特在共舞华尔兹……真是一场遥远的回忆。

“你想念美国吗？”班贝尔问我。

“我很想念我的妹妹，倒不怎么想念美国。”

一个年轻的侍者给我们端来了咖啡。他扫了一眼班贝尔一头如火般的红发，露出一个傻笑。接着，他就看到了长枪短炮般的相机和镜头。

“你们是旅客吗？”他问，“想来拍一些巴黎漂亮的照片吗？”

“不是，我们只是来拍一下冬赛馆遗址的漂亮照片。”班贝尔用一口带着英国腔的法语说。

侍者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没人会问关于冬赛馆的事情，”他说，“问埃菲尔铁塔什么的倒是大有人在。”

“我们是记者。”我说，“在一家美国杂志社工作。”

“那场在河畔发表的周年纪念演讲以后，”年轻的侍者回想着，“偶尔会有一些犹太家庭造访此处。”

我忽然灵光一闪。

“你知道这街上有没有人，比方说什么邻居知道那次逮捕事件，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的？”我问。我们已经和几位幸存者有过对谈，他们大部分都曾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出版，但我们仍然缺少目击者，缺少目睹整场事件发生的巴黎人。

但随后，我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毕竟这个年轻的孩子不过二十岁。一九四二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可能还没出生呢。

“有，我找得到。”他说，这倒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们沿着街道往回走，左手边会看到一家卖报纸的商店，老板叫泽维尔，他会和你聊一聊的。他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在那儿住了一辈子。”

离开的时候，我们给他留了一笔丰厚的小费。

从灰尘漫天的小车站里出发，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小镇，前方的路仿佛无休无止，沿途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双脚酸痛，他们要去哪儿？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离巴黎有多远了？火车行驶得很快，起码也有几个小时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的弟弟，火车向前行驶，她的心在往下沉。她要怎样才能回家呢？一想到弟弟会以为自己会忘掉他，她就越发难受。在一片黢黑封闭的壁橱里，她是他唯一的信仰了，可过了如此之久，他一定以为她要抛弃他了，她不再爱他了。壁橱里的水喝光了，手电筒没电了，黑暗让他害怕。她一定让他失望了。

这是哪儿？还没来得及看他们驶进的站台叫什么，他们就被拉下了车。她和所有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别无二致，都注意到这里是苍翠繁茂的田园乡村，绿油油的草地，金闪闪的麦田，夏日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一群蜜蜂在耳旁嗡嗡嗡地叫。天空有鸟儿飞过，有云朵飘过。经历了多日充斥着恶臭与燥热的拘禁后，眼前的一切恍然如梦。也许，接下来的日子没有那么糟。

她跟着爸爸妈妈穿过一道带着棘铁丝的大门，两边的守卫持枪而立。接着，她看到了一排排阴森的营房，方才的兴致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挨得离妈妈更近了一些。警察们开始大声命令女人与儿童去右边的那排营房，男人去左边的那排。女孩无助地拉着妈妈，看见她爸爸被推进一群男人中间。身边没了爸爸，她更害怕了，可又无力反抗，一排排的枪口正对着他们。她的妈妈一动不动，眼神变得涣散，了无生气。她脸色苍白而又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