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三章（第9/13页）

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退却，离开了自己的旗帜，便想用那些话惩罚他们，让他们回到从前的阵营中，但是办不到。为了团结他们，需要新的旗帜，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像异教的高级僧侣，为了捍卫没落的圣像，不惜撕破自己的衣衫。但不是他们，而是受迫害的拿撒勒人46宣告了新生和未来世界的消息。

基内和迪弗莱斯哀悼自己的神庙——人民代表制度的神庙遭到亵渎。他们哀悼的不仅是在法国失去了自由和人的尊严，他们还哀悼它失去了先进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帝国不制止德国的统一，他们担忧法国落到次要的地位。

至于为什么他们所不信任的法国应该占有首要地位，这个问题他们一次也没考虑过……

马克·迪弗莱斯愤怒而又谦逊地说，他不理解新的问题，即经济问题，而基内在寻找自己的上帝，要让他来占有良心失落后留下的空间……但他从他们身旁走过，他们却没有认出他，让他走上了十字架。

附言 勒南47那本谈“当代问题”的书可以作为本文的一个注解。他也为当代忧心忡忡。他明白，事情很糟。但是多么可怜的治疗方案！他看到病人的梅毒已到了晚期，却劝他好好学习古典著作。他发现除了物质利益，人们内心已对一切无动于衷，为了拯救这种心灵，他用自己的唯理主义编制了一种宗教——没有真正的基督和神父，而是以禁欲为中心的天主教。他给头脑筑起了一道戒律的、或者不如说健身的篱笆。

也许，他书中最重要和大胆的一点，是对革命的反应：“法国革命是伟大的实验，然而是不成功的实验。”

然后他描绘了一幅图画，在那里从前的一切政治设施（它们一方面虽然具有压迫性，但对驾驭一切的集权统治发挥了对抗作用）被推翻了，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保障的软弱的个人站在压迫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和原封未动的教会面前。

你不能不怀着恐惧想到这国家和教会的结合，它正在明目张胆地进行，以致教会甚至要限制医学的发展，从唯物主义者手中拿走医生的文凭，依靠参议院的决定来解决理性和启示的问题，就像罗伯斯庇尔用法令规定“最高存在”48那样，用法令来规定“自由意志”。

教会攫夺教育权的日子眼看就要到来，那时将怎样呢？

在反动时期幸存下来的法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外国人面前的地位越来越不利了。他们从未像现在这么忍受委屈，而且向谁忍受呢？主要是德国人。不久以前，一个过去的德国流亡者和一个著名的法国文学家当着我的面发生了争论。德国人毫不留情。在从前，德国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总是特别宽容——他们尊重英国人，同时相信他们有些怪僻，因此不论他们的话多么荒谬也可以不予计较；至于对法国人，那是出于喜爱，也是为了革命感激他们。现在这种优待只适用于英国人了，法国人已落到了人老珠黄不值钱的地步，尽管他们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魅力正在减少，已不足以迷惑别人了。

从前，对法国以外的一切一无所知，陈词滥调的发言，表面华丽的装饰品，哭哭啼啼的感伤情调，盛气凌人的刺耳声音，夸张的字眼等等，都是可以原谅的，现在却不允许了。

德国人扶正眼镜，拍拍法国人的肩膀，说道：

“唉，我亲爱的、非常亲爱的朋友，用这些老生常谈代替对事物的分析、观察和理解是不成的，这些话我们早已背熟了，你们已向我们反复讲了三十年，正是它们妨碍你们看到现状。”

“但是不论怎么样，”文学家说，显然想结束谈话，“亲爱的哲学家，你们还是在普鲁士的专制政权面前低下了头；我完全理解，对于你们，这是手段，普鲁士的统治只是一个阶段……”

“这正是我们与你们的不同，”德国人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走的是一条困难的道路，我们一面憎恨它，一面向必要性低头，同时保持着自己的目标；而你们仿佛已完成了航程，到达了得救的港口，对于你们，这不是阶段，而是结局——何况大多数人爱好这种状况。”

“这是死胡同，死胡同。”文学家闷闷不乐地说，改变了话题。

不幸他提到了朱尔·法夫尔49在科学院的演讲。这惹怒了另一个德国人，他忿忿地说道：

“算了，这只是空洞的漂亮辞藻，您居然喜欢这种废话？虚伪，违背科学，违背一切真理；谁也不会对着苍白的库辛50念两小时这种颂词。关他什么事，要他来保卫官方的唯灵论？你们以为，这种反对派立场能拯救你们吗？这只是些修辞家和诡辩家，而且这演说和答谢的整个过程多么滑稽，似乎对前辈必须这么歌颂一番，这全是中世纪卖弄空洞辞藻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