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一章（第9/17页）

“走，上歌剧院的舞厅去，现在一点半，正是时候。”

“走。”他说，又喝了一杯白兰地。

这是1849年初，两场大病之间的虚假的复原时期，人们还在等待着，或者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时候重又演出一场闹剧或喜剧。

……在歌舞大厅转了一会儿，我们便站在那里，欣赏一组跳得特别出色的瓜德里尔舞，那是由搽粉的码头工人和脸上涂铅粉的小丑组成的。四个姑娘都很年轻，大约十八九岁，显得婀娜多姿，招人喜爱；她们兴致勃勃，沉醉在舞蹈中，常常不知不觉从跳瓜德里尔舞变成跳康康舞。我们正觉得目不暇接，蓦地瓜德里尔舞散开了（按照书报审查制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新闻记者们通常的说法，这是“不以跳舞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一个舞女，啊，还是最漂亮的一个，这么熟练地、又这么拙劣地把肩膀一缩，那件衬衫便滑了下来，露出了半个胸脯和一部分背部，简直超过了美国女人，尤其是那些徐娘半老的英国夫人（她们除了肩膀已拿不出别的迷人的东西了）在循规蹈矩的晚会上，在考文特花园64最显目的包厢中的表现（正由于这情形，在二楼的厢座里才无法正襟危坐，静听《无罪的女神》或《在柳树下》65）。

我对我那位伤风的美术家说：“要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在这儿就好了，快拿起您的画笔，要不，她又得拉上衣服了。”可是我刚说完，一只黑黑的大手——不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的手，而是巴黎警察的手，已抓住女孩子的领圈，把她拉出瓜德里尔舞带走了。小姑娘拼命挣扎，那副样子就像给父母拉去洗冷水澡的孩子，但是人类的正义和秩序还是占了优势，得到了实现。其他舞女和与她们搭配的小丑互相看了一眼，便另找了一个码头工人，重又把腿举得比头更高，为了便于疯狂的舞姿，还彼此跳开了几步，对普洛塞皮娜66的被劫走几乎毫不在意。

“我们去瞧瞧，警察怎么打发她；”我对我的同伴说，“我看见她是从那扇门给带走的。”

我们走下了旁边的楼梯。谁见过青铜狗怎样全神贯注地、有些担心地注视乌龟的，便很容易想象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幕。不幸的姑娘穿着薄薄的衣服，对着寒风坐在石台阶上，在淌眼泪；干瘦高大的警察全副武装，露出凶狠而又愚蠢认真的脸色，站在她面前，他的下巴上挂着一簇小小的胡子，唇髭已经灰白。他神气活现，合抱着双臂，一眼不眨地盯着小姑娘，看她要哭到什么时候为止，一边催促道：

“走吧，走吧！”

小姑娘一边抽抽搭搭哭个不住，一边还使出了她的最后一招：

“哼……大家还说……还说……说什么……我们是共和国……可是……却不准我们爱怎么跳舞就怎么跳舞！……”

这一切这么滑稽，又这么令人同情，于是我决定搭救这位当了俘虏的小姑娘，也在她眼中恢复共和制度的名誉。

“这位老兄，”我开口道，口气尽量表示对警察充满敬意和好感，“请问，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小姑娘？”

“把她拘留到明天。”他冷冷地回答。

哭声加倍响了。

“让她明白应该怎么穿衬衫。”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保卫者补充道。

“这太不幸了，警长，您不如饶了她吧。”

“不成。这是规则。”

“现在是节日……”

“您这么关心？她是您的朋友？”

“哦，说实话，我有生以来还第一次看见她！连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您问她好了。我们是外国人，我们觉得奇怪，巴黎为什么对一个小姑娘这么严厉，瞧，她的身体这么单薄。在我们国内，大家认为这里的警察是十分和善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准许跳康康舞，既然准许了，跳舞的人有时难免把腿举得高一些，或者把衣领放得低一些。”

“也许是这样。”警察被我的口才弄得无计可施，主要是我提到外国人对巴黎的警察如此敬重的话打动了他。

“再说，”我又道，“您瞧您做的事。您会把她冻坏的——把一个几乎光着身子的小姑娘从闷热的大厅中拉到这种大风里……”

“她自己不肯走啊。得啦，就这么办，如果您向我保证，她今天不再走进舞厅，我可以放她。”

“好极了！说真的，我知道警长先生会这么宽宏大量的，我衷心感谢您。”

于是我必须跟获得解放的可怜虫会谈了。

“请原谅我干预您的事，尽管我们素不相识。”

她向我伸出了火热潮湿的小手，还用更加潮湿和热烈的眼睛注视着我。

“您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吧？如果您不能向我保证，或者马上离开这里，我便不能为您担保。事实上，这牺牲不大，我估计现在已经三点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