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8/11页）

他在狱中的表现使英国人震惊；他泰然自若，十分平静，悲伤但并不绝望，坚定但并不狂妄。他知道，对他说来，一切都完了，然而他以毫不动摇的镇静态度听完了对他的判决，正如从前坚定地、镇静地站在街垒上，站在枪林弹雨中一样。

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心爱的姑娘写了信。我看到了他给父亲的信，信上没有一句空话，非常朴实自然，他只是简单地安慰了父亲，仿佛这不是在谈他自己。

一个天主教神父为了履行职责，到狱中探望他，这个聪明而慈祥的人极其同情他，甚至向帕默斯顿21请求改变处分，但帕默斯顿拒绝了。神父与巴泰勒米的谈话是平静的，双方都充满了人道精神。巴泰勒米写信给他道：“非常非常感谢您那些仁慈的话，那对我的安慰。如果我可以成为您的信徒（当然，只有您可能使我成为信徒），但是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宗教信仰！”在他死后，神父写信给我认识的一位夫人22道：“这个不幸的巴泰勒米是个多么好的人啊，如果他可以活下去，他的心是有权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现在我为他的灵魂祈祷！”

《泰晤士报》怀着恶意谈到了巴泰勒米对郡长的嘲笑，正因为这样，我得在这里谈谈这件事。

在行刑前几小时，一位郡长得知巴泰勒米拒绝临终忏悔，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走上拯救之路，开始向他喋喋不休地说教，把英国的廉价传道书和街头免费赠阅的小册子上讲的一切，统统搬给他听，弄得巴泰勒米厌烦透了。这位戴着金链子的使徒看到这一点，便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说道：“想一想吧，年轻人，再过几个小时，您就不是回答我，而是要回答上帝了。”

“那么，”巴泰勒米问他道，“上帝会讲法语吗？……否则我就无法回答他……”

郡长气得脸色发白，所有的郡长、市长和市参议员坐在豪华的客厅中听到这事，也都气得脸色发白，又是叹气，又是冷笑，最后，这事便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大幅版面上。

但是不仅郡长的使徒式说教干扰了巴泰勒米，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在严肃的、精神高昂的状态中死去——这是每个人临终时天然会有的愿望。

判决宣读后，巴泰勒米向一个朋友提出，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宁可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安静地死在狱中，不愿在广场上当着众人的面死在刽子手的手下。“这再容易不过，明后天我就给你拿些士的宁来。”一个人还不够，两个人作了这担保。这时他已关进死刑牢房，受到严密监视，尽管这样，过了几天朋友们还是给他弄到了士的宁，藏在内衣中交给了他，然后等在外面，看他是否发现。最后看见他找到了……

其中一个怕负责任，怕因此遭到怀疑，想暂时离开英国。他向我借几镑路费，我答应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但我要讲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是为了说明，法国人的一切秘密意图是怎么暴露的，他们怎么喜欢小题大做，为了一件简单的事，把许多局外人牵涉进去。

每逢星期日晚上，我家中总有几个客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其他各国的流亡者。这天在座的还有几位妇女。我们很迟才吃饭，已经八点钟。到了九点，来了一个很熟的朋友。他是经常来的，因此他的出现没引起我的注意，但他的全部脸色都清楚地表示：“我现在不讲！”以致客人们互相使了个眼色。

“您想吃点什么或者喝杯酒吗？”我问。

“不。”客人说，坐在椅上，好像心头的秘密压得他有些喘不出气似的。

饭后，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对我说，巴泰勒米弄到了毒药（这对我已不是新闻），然后转告我，离开的人要向我借些钱。

“完全可以。现在要吗？”我问，“我马上去取。”

“不，今天我在特威克南过夜，明天早上我还会与您见面。我想这是不用说的，希望您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我笑了笑。

当我重又回到餐室时，一个年轻姑娘问我：“他一定是谈巴泰勒米吧？”

第二天早上八时，弗朗索瓦进来通报道，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法国人要求立即见我。

这就是巴泰勒米的朋友，那个希望偷偷离开的人。他在花园里等我，我披上大衣前去见他。这是一个满面病容、非常消瘦的黑头发法国人（后来我知道，他在贝尔岛关过几年，最后在伦敦几乎是名副其实地饿死的）。他穿一件破大衣，那是谁也不会注意的，但帽子是旅行用的，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大大的旅行围巾，它们在莫斯科，在巴黎或那不勒斯，都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出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