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12/14页）

理论像几何一样枯燥，像代数一样没有个性，因而可以进行广泛的概括；它必然怕感性印象，正如奥古斯都那样，要命令克莉奥帕特拉放下面纱51。但对于积极的干预，热情比理论更为必要，而人在代数中是找不到热情的。他可以理解共性，但他所爱或恨的还是个体。斯宾诺莎以他直言不讳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宣告道，必须确认实际存在的只是虫蛀不坏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即物质，不能把希望放在偶然的、局部的、个别的事物上。这在原理上谁不明白？但是人接触的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眼前的事物；如何在这两大极端中取得平衡，让它们获得和谐的结合，这正是生活的最高智慧。

如果离开这种就我们的对立观点所作的一般论述，接触到具体事物，我们尽管意图一致，仍能发现同样大的对立，即使在开头一致的场合亦不可避免。这举例较易说明。

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完全一致；但这种一致只存在于否定天上的宗教时，一旦面对尘世的宗教，我们间的距离便不可以道里计了。您从神香弥漫的阴森的寺院走进了敞亮的衙门，从盖尔非党走进了奇伯林党52，天国的级别在您那里变成了国家的级别，人为神而存在变成了人为国家而存在，上帝由集权政治所代替，神父由警察所代替。

您认为这种变化是进步，是胜利，我们却认为是新的锁链。我们既不想当盖尔非党人，也不想当奇伯林党人。您那种世俗的、国民的、刑法的宗教更加可怕，因为它丧失了一切诗意，一切幻想，一切天真的因素，您用衙门的规章制度，用国家的偶像，代替了这一切，而这个国家上面是沙皇，下面是刽子手。您希望人类从教会解放出来后，在衙门的前室中等待一两百年，让当了官的祭司和当了学者的僧侣来决定，人类怎样获得自由，获得多少自由，像我们那些解放农民的委员会一样。可是我们反对这一切；我们可能得一再容忍，退让，为环境做出牺牲，然而在您看来，这不是牺牲。当然，在这方面，您也比我们幸运。您失去了宗教信仰，仍不致一无所有，您发现，对人的世俗信念可以代替基督教，您便把它接到手中（这做得不坏）当作精神解毒丸和镇静剂向大家推销。但是我们吞不下这种药，我们憎恨您的衙门，您的集权政治，正如我们憎恨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和《主导法典》一样。

您明白这区别吗？您作为教师，希望教育、管理和领导群众。

我们作为正在觉醒的群众，却不愿接受领导，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机关，自己的代理人，给我们办事的自己的官吏。正因为这样，政府的权力到处都使我们感到屈辱，可是您却对它鼓掌欢迎，正如您的前辈（神父）也曾经欢迎世俗政权一样。您可能与它有分歧，这与教士们和它有分歧相同，或者像同乘一条船的人发生了争吵，不论彼此怎么想分开，也不能跳到船舷以外，在我们这些俗人眼中，你们反正都是站在它一边的。

世俗的宗教是把国家神化，这纯粹是罗马的观念，在新世界中主要是法国的观念。它可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自由的人民，可以有光荣的军队……但不能有独立的公民。北美合众国完全相反，它已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警察和行政机关的宗教性质……53

尾 声

重读关于凯切尔的这一章，我不禁想，在俄国真是无奇不有，会出现这样的怪物！我国的文明史繁殖和孳生了多少畸形现象。除了莫斯科，在哪里，哪个地方，哪个经纬度，还能找到凯切尔这种桀骜不驯、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狂妄自大、既善良又不善良、既慷慨豪爽又气量狭小的人物？

这类形形色色的怪物，我见过多少啊——从我的父亲起直到屠格涅夫的“儿子”们54为止。

波戈金对我说：“用俄国炉灶煮东西就是这样！”一点不错，它煮出了多少奇迹，特别是用德国烹饪法烤面包时……有小巧玲珑的圆面包，长面包，还有东正教式的黑格尔面包，九三年55式的法国面包！让这一切别具风味的食物湮没无闻，未免太可惜了。我们通常只把目光停留在大人物身上。

……但在他们身上，俄国炉灶的作用不太明显，它的特色已得到矫正、修补；他们有的主要是俄国的气质和思想方式，不是俄国这只熔炉的影响。从他们的旁边，他们的后面，才能看到各种小人物在那儿徘徊，彷徨，找不到出路……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可以见到不少怪物。

他们像历史发展中的毛细管，又像面团中微不足道的一点酵母，它能使面团发酵，但不是为了自己。这些人在黑夜中过早地苏醒了，摸索着寻找工作，一路上跌跌撞撞，碰在各种东西上，然而惊醒了别人去从事完全不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