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11/14页）

“您为什么想当教授，上讲台？”我问他。“您应该当大臣，进衙门。”

我一边争论，一边送他上了火车，我们分手了，什么也没取得一致，只是彼此尊重而已。

过了两星期，他从法国写信给我，赞美那儿的工作人员和政府机构。我复信道：“您找到了您要找的东西，而且很快。这就是有现成理论的好处。”接着我提议与他公开通信，并开始撰写一封长信。

他不干，说他没有时间，说这种论争有害无益……

《警钟》上有一篇短评，是谈一般的空头理论家的，他以为是讲他；自尊心受了伤害，他向我送来了“控诉书”，这在当时曾轰动一时。

奇切林打败了——对于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信发表在《警钟》上，在青年一代和文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愤怒。我收到了几十篇文章和来信，发表了一篇。我们那时还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卡特科夫44式的滚木是绊不倒我们的。盛气凌人、自命不凡的语调可能比内容更使我，同样也使读者感到不满：他当时还是新手。然而给奇切林撑腰的人也不少：叶连娜·帕夫洛夫娜45——冬宫的伊菲格涅亚46，第三厅长官季马舍夫，以及尼·赫·凯切尔。

凯切尔落到了反动势力一边，开始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同样不加掩饰的愤怒，可能还以同样的真诚，反对我们，正如当初反对尼古拉、杜贝尔特和布尔加林一样……这不是因为他“认为格兰迪逊比勒夫瑞斯好”47，而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方向盘，只是靠小组牵着走路，自以为忠于它，却没有发觉它已驶往对岸了。这个盲从的人，对于他是站在谁的旗帜下就讲谁的话，而不是相反。

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个明确的观念，一种坚定的信仰，只是凭良心行事，一直蒙着眼睛在打敌人，没有发现位置变了，以致在这些捉迷藏中，他打了我们，打了别人，直到现在他还在打人，却自以为这是在干工作。

我附一封信在这里，这是为了展开友谊性的论战，我打算写给奇切林的，可惜他那检察官的起诉书使我打消了主意。这封信如下：

博学的朋友：

与您辩论我无能为力。您见多识广，您的头脑中拥有的一切既鲜明又新颖，而主要是您信仰您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心安理得；您坚定地等待着事态的合理发展，使科学揭示的纲领得以证实。您跟现状不可能发生抵触，您知道，既然过去如此这般，现在必然如此这般，并向如此这般的未来发展；您依靠您的理解，您的解释，可以与现实和平相处。您获得了神父的令人羡慕的命运，能用您的科学的永恒真理，用对它们的信心，安慰悲苦的人们。这一切利益均来自理论，因为理论排除了怀疑。怀疑是提出问题，理论是了结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凡属理论都是排他的，坚定不移的，而怀疑永远不能达到这种完美无缺的境界；它之所以为怀疑，正在于它准备同意别人的观点，或从别人的话中虚心寻找意义，以致丧失了为准备反驳所必需的宝贵时间。理论是从一定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把它看作唯一可靠的角度；怀疑却要求摆脱一切角度，全面观察，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它对真理的谦恭态度往往使它丧失一切活动能力。博学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向哪里走，如何引路，我却不知道。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和学习，而您却是要教导别人。真的，我们能说不应该怎么样，能唤醒人们，引起思想的不安，让它摆脱锁链，认清各种幻象——教会和拘留所，科学院和刑事法庭——但也仅此而已；您却能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

理论对事物的态度是宗教性的，即从永恒的观点看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无论人和事，世世代代不能走进科学的圣墓，如果进入，必然已清除血肉之躯，成为植物标本似的逻辑影子。理论的普遍意义确实可以使它生存于一切时代；它生活于当代，也像生活于历史中，不会由于身历其境，便丧失理论上的客观性。它知道，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像柱塔修士西门48一样端坐在高处，为永恒牺牲暂时的一切，为普遍的观念牺牲生动的细节。

一句话，理论家是最大的历史家，我们和群众则是你们的基础；你们是“自为的”历史，我们是“自在的”历史。49你们向我们说明，我们害了什么病，但害病的是我们。你们埋葬我们，在我们死后褒奖我们或惩罚我们……你们是医师和神父。但生病和死的是我们。

这种对立并不新奇，它对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大有益处。如果人类完全相信你们，大家可能会变得合乎理性，但也会因而在一潭死水似的世界上奄奄待毙。故世的菲利蒙诺夫50曾在自己的《小丑的尖顶帽子》中写过一句题词：“如果理性得以主宰世界，那么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