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运气如何影响人类对于行为功过的感觉(第9/10页)

在我结束此一附注之前,我必须指出,赞许合宜与赞许功劳或善行之间,有一个不同点。在我们赞许任何人的情感,认为那些情感恰与它们的对象相称合宜以前,我们的情感不仅必须像他那样受到那些对象同样的影响,而且我们还必须察觉到他和我们之间有此一情感上的协调一致。譬如,当听到某一不幸落在我的朋友头上时,即使我恰好感到他所感到的那个程度的忧虑,不过,直到我得知他的作为如何,直到我察觉到他的情绪和我的相一致以前,我们不能说我赞许影响他的作为的那些情感。所以,赞许某人行为合宜,不仅需要我们完全同情行为人的情感,而且也需要我们察觉到他和我们之间有此一情感上的完全一致。相反,当我听到某个人被授予了某一恩惠时,则不管那位受益者究竟受到什么样的感动,如果我在设身处地体会他的处境时,觉得有一股感激在我的胸中升起,那我必然会赞许施恩于他的那个人的行为,并且会认为该行为有功劳、该受奖赏。很显然的,不管受益者是否心怀感激,丝毫都不会改变我们对于施恩者是否有功的感觉。所以,情感上的实际相一致,在这里是不必要的。如果受益者心怀感激,那当然足够充分,这时将会有情感上的相一致;然而,我们的功劳感却往往建立在某种虚拟的同情基础上,因为,在我们设身处地使自己体会他人的处境时,我们受到的感动往往不是主要当事人所能感受到的那个样子。在我们的反对过失与反对不合宜之间,也有一类似的差异(在此译者禁不住要指出,这个分成五段,也许是因为和本文的课堂讲义性质不太一样,而被Adam Smith低调地当作附注处理的文字,特别是第四段,其实旗帜鲜明地突显了18世纪苏格兰学派反对唯理主义的立场。这个唯理主义,发轫于17世纪,领导学术界的风骚长达300余年,至今犹余绪未消驻留在各个学术领域,譬如,经济学界言必称理性的人,它主张理性或理智是决定人类的意见与行为的唯一权威;主张理性或理智而非感觉,是真知的本源的;认为被自由主义的巨擘F.A.Hayek视为计划经济、共产主义以及各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是人类一种不要命的自负想法)。

[1]译注:参见第1篇第1章第3节。

[2]译注:对本书所阐述的道德理论有重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David Hume曾抱怨,没有什么比“自然”这个词的意思更为暧昧与模棱两可了(参见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2nd edition, P. H. Nidditc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74ff)。根据他的考究,“自然”可以是相对于“奇迹”而言,或相对于“罕见与不常见”而言,或相对于“人为”的“自由”(而非“自然”的“必然”)。但是,他也指出,“自然的”通常是指“常见的”。我认为,此处的“自然”应当解为“常见”。

[3]译注:James I(1566-1625),其子Charles I(1600-1649)继位后,与下议院发生冲突,导致内战。

[4]译注:指前一句中的检察官和法官。

[5]译注:这四个人都是古罗马或古希腊时代雄才大略、成就不凡的大将,不过,也都曾经遭到民众误解与羞辱。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236-183BC)在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击败迦太基的汉尼拔(Hannibal),并且为罗马征服了西班牙,却由于在某些公务的处理上遭到大加图(Cato the Censor)的批评,愤而退隐。Marcus Furius Camillus,公元前4世纪初期的罗马大将和政治家,曾因处理战利品不当被放逐到国外,后来被召回,领军击退占领罗马的高卢人(时约公元前390年)。Timoleon of Corinth设计推翻了他的兄弟,使科林斯免于独裁统治,却因为独裁者身亡而遭到民众诋毁抛弃(时约公元前365年),直到20年后才被科林斯人遣派至西西里解救殖民城市Syracuse免于暴君Dionysius II统治。Aristides,是雅典的政治家,也是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Marathon)战争中领军对抗波斯人的希腊将领之一,却曾被无知盲从的雅典民众以贝壳投票法(ostracized)表决放逐到国外(482-480BC)。Aristides有一则轶闻,颇为有趣,值得一提。据说有一天,一个不识字的农夫手拿贝壳,急着找人帮忙在贝壳上写下他的名字,以便去投票把他驱逐到国外,凑巧遇上他;他为那位素不相识的农夫在贝壳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问了驱逐他的理由后便走了,始终未表明身份。亚当·斯密认为,这四位爱国的军事天才未获得其国人应给予的尊敬。

[6]译注: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军人与意大利主教;统一教皇辖地;据信是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的灵感来源。Nero(37-68),罗马皇帝(54-68),以残忍腐败、迫害基督教徒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