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第13/16页）

最先明确表明党的土改路线发生转变的，是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党委会议上作的长篇讲话。在1947年12月25日，毛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的报告曾经含蓄地提到了这些内容。毛曾经评论有必要听取中农的意见，如果他们表示反对均分土地，要做出让步。他还警告，在确定阶级成分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不要把中农归类成富农。[161]但是这一主题之前在党的官方文件中，甚至在《五四指示》中就已表达过。在他的报告中，毛重申了党所关心的问题，即满足贫农的要求依旧是土改最基础的任务。他还指出虽然各地已实行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但在基层，工作方法问题和党的阶级成分不纯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但是，这次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从一些细节上讨论了土改和整党运动。在这一讨论的基础上，毛在三周之后，也就是1948年1月18日，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为刚有眉目的土地政策制定指导路线。他谈到了从对右倾的关注猛然转到对“左”倾的关注，强调两者都在党内存在，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对付它们的政策。在土改中，主要在群众没有被充分发动的地区，右倾问题现在被看成是一个危险。

然而在接下来概括将采用的新路线的关键特征时，他主要关注的，显然是“左”的错误。在评论口号“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时，毛说这是错误的，坐江山的应该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他接下去用一条具体的政策解释了这一点。制定这条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急躁和冒险主义倾向，特别在和中农打交道的时候。一旦发现中农被错误划为富农并被当作富农对待时，必须改正他们的阶级成分，在可能的情况下退还财产。富中农的财产不经主人同意不得没收，中农不得被排除在农会和农民委员会之外。

关于对中小企业家和商人的政策，毛声称在之前减租减息时期采取的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依应继续。同样，土改最重要的目的是分配地主的土地、粮食、牲畜和农具以及富农的多余财产。不要花费不必要的努力搜查其他被这些人埋起来或藏起来的财物。

毛在最后说明了两点。虽然这两点恰好符合新的反“左”倾路线，但可能是之前纠正工作方式时遗留下来的政策。第一点是明确地要求停止采取不必要的暴力。“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他写道，指出如不这样做，党将会脱离人民。他进一步坚持，犯了罪行的嫌疑犯将像《土地法大纲》规定的那样在人民法庭受审。只有得到当地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判死刑。第二，毛强调仍有必要与犯下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人农民中的“坏分子”做斗争。必须让所有人都清楚，群众有权批评干部和党员，将他们从岗位上撤下来，以及建议将他们开除出党。[162]

任弼时1月12日的讲话实质上是对毛1月18日指示中几个要点的详细阐述。任指出了在什么样的困难和顾虑促使下，党才采取了新姿态，努力“紧密联系中农”。他指出，当我们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中农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就像在我们对蒋介石的斗争中一样。“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现在30%到40%是中农。假如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好日子，这会让我们输掉战争。”他还指出，在土地已经平均地、彻底地分掉的老解放区，大部分人民现在成为中农。因此合作化工作和经济的发展将依靠新的和老的中农，他们的生产经验以及他们拥有的农具使他们成为农村宝贵的资源。但是中农不但没有获得这样的待遇，整个解放区的证据都显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结果是他们开始与党疏远。任谴责这种倾向“非常危险”，是一种“极端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

在很多地方，中农被错误地划为富农和地主，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一些人甚至被殴打。他引用了蔡家崖的例子。这是一个位于山西兴县（在晋绥边区）的村子。551户家庭中有50户被错误定为富农和地主。这50户中大多数是中农，一些是贫农。

第二，贫农不但成为土改运动的领导支柱，而且经常大包大揽村里的每件事。前者是正确和恰当的，后者则不。中农没有一个被选为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不允许参加任何重要的决策，这些决策涉及：划分阶级成分、分配没收财产、对公共建设工程或征粮等职责的分派。

第三，公共建设工程或征粮的重担很大一部分压在中农的肩上。中农很自然对要负担村里最沉重的苦差愤愤不平。任弼时强调因为土改的目标现在已基本完成，假如不想让这些成果在混乱、敌意和对共产党支持锐减中破产——更不要说极端情况下农民还可能叛党直接投靠敌营，就必须纠正过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