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43/46页）

内阁学士联元接着发言：“臣以为，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

这时，载漪突然怒斥联元刚从使馆回来，对朝廷怀有二心，一定是汉奸，罪当斩首！

喊声未落，早已脸色铁青的慈禧从牙缝里突然挤出一个字：斩！

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满族大臣不敢出声，是怕受到连累。汉族大臣不出声，是因为慈禧的那句“名言”：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眼看着内阁学士的脑袋没有了，一个人跪了上来，他就是庄亲王载勋：“太后息怒！联元虽然言辞过激，但用心仍为保我大清江山！外敌压境，先斩内臣，于大局不利！”（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主和派见庄亲王带头，立即跪成一片，请求太后开恩。

联元，庄亲王的女婿。

慈禧挥了挥手。

联元暂时躲过一劫。

慈禧会后回了颐和园。作为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人，她虽然对外国人已经忍无可忍，但是，要宣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她还是要犹豫再三。甲午战争的结局她是清楚的，她对义和团不并抱什么希望，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乱民可用”，用的也是“人心”而已，到了真正开战的时候，还是要靠帝国的军队。她在这时想到了前线：大沽口炮台。

而大沽口这个帝国北方海岸的门户此时已经陷落两天了。

前线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深宫内。

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炮台陷落的第三天。在大沽海岸的荒野上，中国百姓开始掩埋那些因为闷热的天气而开始腐烂并被野狗撕扯啃食的帝国士兵的尸体。

外国联军已经大规模地向天津城发起进攻，这时候，直隶总督裕禄的又一份“六百里加急公文呈递”被送达慈禧的案头。奏折的题目是：《接仗获胜折》。

这是一份描述帝国军队在大沽炮台如何把洋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捷报说，洋人疯狂进攻，帝国军队英勇迎战，杀敌无数。“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时分，将洋人击回”，“我军会合团民与洋人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纷纷窜匿。”在河口，罗荣光提督亲自督战，“击坏洋人兵轮两艘”。由于假话说得实在心虚，裕禄最后补充了一句：“天黑远望不真，敌舰未知沉否？”但是“军民情愿报效朝廷，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努力，奋往无前！”

和那个“洋人照会”一样，这份“捷报”也当进入中国造假史册。

除了中国人自己，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对帝国官员竟然可以在写给朝廷的情报中掺假感到万分不解。他们不了解，帝国的官员“报喜不报忧”是官场规则，而帝国的统治者闻喜则喜闻忧而怒是传统习惯，于是，帝国官员大大小小都宁可相信类似“玉皇大帝降临”之类的虚夸言辞而不愿意相信某地有人举事是国人之禀性。而外国人一致认为虚假的情报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关于这一点，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写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中国官员的故事：1896年，中华帝国钦差大臣李鸿章应邀赴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那天典礼开始前，由于云集在广场上等待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拥挤，人群一度失去控制，结果在挤压中出现了死伤。李鸿章问身边的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禀报皇帝？维特回答：“当然要禀报。”李鸿章摇摇头责怪维特不该如此冒昧，他说他在中国任直隶总督时，一次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他向皇上写奏折时，一直都称直隶平安无事。他说，为臣的没有必要告诉皇上死了很多人而让皇上担心。维特伯爵接下去写道：“当时我想，看来，我们毕竟走在中国的前头了。”

果然，前线“捷报”使慈禧的愁云和犹豫一扫而光。

慈禧立即召集第四次御前会议。

她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向洋人们宣战。

话音一出，立即就有大臣哭起来。

在浩瀚的帝国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群臣顿首流涕”的字样。帝国的官员在各种“最后”时刻，往往都像女人一样，而他们面对的那个女人，决断得却如男人一般果敢。

“流涕”者包括帝国的皇帝光绪，没有人知道这一时刻他到底为什么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