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40/46页）

奇怪的是，前来接应的联军，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阻击便到达了这里——“除了过一座桥的时候，和帝国的军队交了一次火，其他的清军阵地均一枪未放。”

那么，天津的联军是如何知道西摩尔的消息和位置的呢？

还是一个中国人。

西摩尔组织突击队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部下，一位英军上校，命令他把他“忠实的仆人”贡献出来。这个“忠实的仆人”是一个中国人。西摩尔“拍着他的肩膀”，作了一番“重奖的许诺”，并亲自把这个中国人送到武器库的大门口。这个中国人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抓住了，他立即把西摩尔的信件吞到肚子里，然后称自己是一个“迷路的商人”。不知为什么，在军情如此紧张的时刻，义和团的农民们居然相信了这个中国人的谎话，“把他释放了”。

这个中国人，不但完成了100名外国官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将西摩尔联军的信息送到了天津联军指挥部，并且还为濒临覆灭的西摩尔的联军带来了2500名英军和俄军。

联军们说，这个中国人为此“运用了相当的聪明和不少的勇气”。

西摩尔联军官兵自身穿华丽的军服、带着对帝国京城的贪婪的欲望从天津出发，到万念俱灰、衣衫褴褛地退回原地，时间持续17天，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290人，其中62人死亡。

无论如何，联军指挥部关于西摩尔部队命运的悬念终于解除了。下一步，联军就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了。

7、一个“傲慢的中国词汇”

帝国政府是在大沽口炮台战斗爆发前几个小时获得外国联军的兵舰要和帝国开战的消息的。

17日，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向朝廷送来一份紧急报告，并且同时转来了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代表各国给中华帝国政府的一封外交照会。因为时间紧迫，裕禄来不及让人把照会翻译成中文，只是在紧急奏折中按照照会的大致意思进行了转告，并特别说明了洋人的这个意思：不交出大沽口炮台，就要开战。慈禧的回答还是那句话，不主动挑战，但如果被迫交战，就要“军民一心”，“别让洋人小看了咱们”。

但是，大沽口炮台很快陷落之后，却迟迟没有“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到达，因此，帝国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对前线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因此，在帝国北方门户已经洞开后的整整两天之内，帝国政府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的基础，依旧建立在对“军心”和“民心”的良好感觉之上。

6月17日，在大沽口外，联军的战舰已经向内河运动，更大的战事一触即发。

同一天，帝国政府各级大员突然被“急召入见”，慈禧太后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参加御前会议的官员中，只有载漪和荣禄知道会议的内容将是什么。

早上，荣禄紧急请求慈禧召见。荣大人脸色仓皇地走进慈禧的房间，没多一会儿便退了出来。荣大人的身影还没有在宫墙拐角消失，太监和宫女们中间就开始传播耳语，说是太后哭了。

女人伤心的时候是要哭的。慈禧从不会当着奴才们的面哭，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

荣禄一大清早求见的目的，是给慈禧送来一个“洋人照会”。这个“照会”的内容和前线战事没有任何关系，内容有四：

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二、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最关键的一个“外交文件”。

神秘之处在于，这份“洋人照会”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送达朝廷的，甚至在它已经到达慈禧面前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一个外交人员的手。按照荣禄的说法，这份“洋人照会”是一个叫罗嘉杰的粮道秘密送来的。而根据罗嘉杰自己说法，这是他“通过关系弄到手的”。罗嘉杰的官场职业与外交事务相去甚远，粮道是负责转运粮食的，转运粮食的官员居然“转运”来一份“洋人照会”，神秘得极为罕见了。而关键之处在于，在帝国与各国的关系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口时，在慈禧太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这份“洋人照会”中的每一条内容都是一根导致战争的导火索。不要说洋人们提出要夺取帝国政府的财政和兵权就等于是颠覆帝国的政权，而更令慈禧万般难受的是，洋人们公开支持她要废除的光绪皇帝，明确“勒令”她放弃权力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