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38/46页）

仓促迎战的联军立即在车站的建筑物上架起机枪，向急促奔来的帝国骑兵射击。在密集子弹的打击下，帝国骑兵的冲击队形被打乱，骑兵们躲开正面的射击，开始转向联军的右翼。右翼是德军的阵地，帝国骑兵的冲击波刚刚被德军遏制，跟随骑兵而来的步兵和义和团的农民们就冲到了阵地前，于是没有任何喘息，双方进入了肉搏状态。帝国骑兵的骑术高超，但是肉搏时的剑术却在西方人之下，在拼杀中不见优势。联军争取到在建筑物上部署阻击火力的时间，尤其是多挺机枪的架设完毕，给帝国的骑兵造成很大的杀伤。帝国步兵无疑是勇敢的，但是，车站四周的地形极其平坦，没有任何可以掩护前进的障碍物，联军的火炮异常猛烈，帝国步兵的冲击也开始受阻。这时，义和团的农民们超越了帝国步兵开始成为前锋，在如雨的枪弹下，年轻的农民成片地倒下，他们永远地“睡”在了帝国北方的田野之中。

参战的联军官兵有这样的回忆：

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将损失更大……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显然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因此火力太高而未对联军造成严重伤亡。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两个小时之后，战斗以“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纷乱地退却”结束。双方阵亡的统计是：中方阵亡约500人，联军阵亡6人。

当天，西摩尔不敢再迟疑，立即将部队以乘火车的形式撤退到杨村。到达杨村之后，他发现通往天津的铁路已经再次被义和团破坏。西摩尔没有修复的时间和勇气了，于是命令部队放弃火车，沿着运河水路继续撤退。

19日下午，西摩尔的联军开始从水路撤退。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联军刚刚离开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大火，义和团把联军乘坐的带有50节车厢的火车全部点燃了。

联军只抢到了四只小船，船上载满了辎重和伤员，其余的所有官兵一律步行。由于北运河水浅，河道狭窄，行船只能靠人力岸上拉纤，于是联军的官兵们还要充当纤夫。

沿着帝国古老运河的两岸行进的是一支狼狈不堪的洋人们的队伍。没有食品和水，饥饿和疾病令每一个人都露出绝望的神情。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满脸血污和泥土，黄色的头发蓬乱肮脏，蓝色的眼睛暗淡无光。在军官们的催促下，粗大的纤绳勒在士兵们的肩章上，他们伏着身体，艰难地行进在中国泥泞的土地之上。一切幻想都破灭了，现在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好的结局是活着逃离这片国土。然而可怕的是，义和团的攻击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大小不一，但给联军官兵带来的恐惧和焦躁是一样的。沿着北运河两岸，几乎每隔一公里就会出现一座中国人的村庄，而每一座村庄都会成为联军官兵们魂飞魄散的鬼门关。这些村庄周围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和纵横交错的沟渠，打那里面，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冲出数量不等的中国农民，他们杀声震天地扑来，联军官兵们几乎每走几步，就要被迫展开战斗队行进行抵抗：

沿河散布着许多有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被义和团占据着。由于有高大的有土墙的房屋，树木丛生，而且四处全是无树地区，是很容易防守的。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攻击不防守一定得准备多损失掉四五倍才行。我们必须携带机枪和轻型野战炮参加战斗，因为义和团有散炮、六磅炮、机关炮、大型土炮、抬枪，而且经常有防御工事保护着。（璧阁衔：《在华一月记》。）

中华帝国军队的骑兵和炮队一直跟随着撤退中的西摩尔联军的左翼。令联军们奇怪的是，帝国的军队从此没有进行过一次直接的冲击，而采用的是与义和团的农民们没什么两样的骚扰战术。每当联军受到义和团的进攻而停止下来阻击的时候，帝国军队就远远地开炮射击，炮弹在联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伤亡时刻在发生。联军派出小分队向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冲击，帝国军队跑了，转眼间便没了踪影。但是，不一会儿又出现了，等着义和团进攻时再发射炮弹。

联军的官兵们在运河里无论捞到什么都往嘴里塞。“由于战争和饥荒，这条河里流淌的不是清澈的河水，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把捞上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行军锅里随便地煮一下，无论死猪或者树叶子，然后连最难啃的骨头一起全部吞到肚子里。伤员和病员越来越多，拥挤在没有任何治疗设备和药品的烈日下的小木船上。最后，联军开始杀军马充饥，而矛盾是，军马被杀，辎重就得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