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32/46页）

官员们开始小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以想像所有的意见会是多么的模棱两可，结果只能是虽议论纷纷但莫衷一是。

慈禧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安抚乱民；二、命侍郎那桐、徐景澄立即去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杨村与联军司令西摩尔交涉，让洋人们不要派军队来北京。然后，“挥群臣出”。

御前会议没有解决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目前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

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和侍读学士恽毓鼎四个汉族官员对慈禧依旧偏袒义和团感到失望——“会议未得要旨，乱且未已。”于是他们有意走在群臣的最后，然后回头重新跪在光绪和慈禧面前：“臣等尚有言。”

张亨嘉首先表示，义和团要坚决灭除，灭除的办法很简单，杀几个就行。朱祖谋是个胆大包天的汉官，竟然质问起慈禧来，他说，太后既然相信义和团乱民可以灭洋，但不知太后准备依靠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慈禧说，我依靠的是董福祥。朱祖谋说：“福祥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大怒而色变，厉声问：“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朱祖谋一下子说不出来。这时，恽毓鼎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弹压乱民。曾广汉接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在场，感觉到应该立即结束这样的对话了，于是开口说，已经准备调袁世凯进京了。

四个汉官觉得该说的说出来了，于是磕头出门。

慈禧“犹怒目送之”。

御前会议史料汇集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罗敦融《庚子国变记》等。

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统一帝国政府的立场，更没有制定出任何应急措施。

那个被慈禧派出去和洋人谈判的许景澄刚出北京城门，轿子就被义和团拦截，几个农民把他从轿子里拽了出来。义和团杀人的时候有个仪式，点燃一张写有咒语的纸，观看纸灰飘起来的形状，如果形状不对，杀。至于什么形状属于不杀的，解释权在义和团方面。许景澄，这个肩负帝国政府使命的高官，此刻被捆在树干上，脸色苍白地看着纸灰如何飘荡。

他被释放了。

他暂时没掉脑袋完全是侥幸。

整个帝国是否能够如此侥幸，就很难说了。

6、大沽口炮台和中国奸细

从中华帝国的版图上看，天津附近的海岸是帝国国防最紧要的战略地，因为这里的海岸与帝国都城的直线距离仅仅150公里。

帝国已经被这个地理现实折磨得患了神经衰弱：在此之前的50年间，外国军队在这里登陆并且直捣帝国都城的严重事件，已经发生过三次。而更令人担心的现实是，外国军队三次入侵，帝国的正规军没有一次阻击成功。

那是一段景色荒凉的海岸。渤海湾被南北两个半岛围成一片浅浅的海域，浑浊的海水深深地浸入大陆。一条叫做海河的河流流经这里入海。从这里乘船逆海河而上，很快捷地就可到达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海河的入海口叫大沽口。

大沽口，帝国的门户。

大沽的防卫设施自明朝即开始建造，几度兴衰，至1900年，这里已经建成由四座炮台组成的防御体系。这四座炮台分别建造于海河入海口的两岸，呈“田”字形排列，四座炮台共配备德式“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国内仿制的各种口径的火炮一百七十余门，性能优良，技术先进，弹药充足。海面上的任何目标，只要进入帝国海岸炮兵的视野，立即就会变成射击诸元，四座炮台上的大炮将从各个角度编织出足以令任何入侵舰只魂飞魄散的火网。帝国的炮口所指的海面上，游弋的是帝国最精良的北洋水师舰队，在“海容”号巡洋舰的率领下，驱逐舰、鱼雷艇门类齐全，保养良好，时刻处在战备状态。长年驻守炮台的帝国官兵达三千多人，距离炮台后方数十里，便有帝国陆军主力部队的遥相呼应，只要海岸告急，陆军便能够迅速地给予增援。

至少在那个时代，帝国的大沽口要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军事堡垒之一。

法国人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出海口的戒备会有这么夸张而富有挑衅意味——沿着流着污水的可怕的白河两岸，像这样的炮台，简直是对峙平列着，看上一眼便给人一种险恶和恐怖的感觉。这海口的周遭虽然糜烂至甚，但看那布置，显然是占着第一等重要的形式，是通向中国繁华城市天津和北京的要冲。”（（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一版。）